“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带兵打仗的常识，粮草在很大程度决定战斗的输赢。崇祯虽然对李自成恨得咬牙切齿，但他本人又十分多疑。不肯信任孙传庭，怕他拥兵自重反过来对付自己。因此对孙传庭相对苛刻，粮草和军备都十分缺乏。孙传庭没有办法只能自己想办法，当时的军队屯田多被地方的豪强所霸占。孙传庭便冒着可能得罪高官的危险，将屯田强行要回充作军饷，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虽然孙传庭此举勉强维持了部队的支出，但是军粮毕竟还是缺乏的。这无疑让军队作战变得更为艰难。胡乱指挥，急于求成一直是高级首脑常犯的错误。皇帝虽然在统治大臣上很有一套，但很多帝王对带兵打仗却一窍不通。当时的明朝确实已经摇摇欲坠，但是仓促出战却非理智之举。而且当时的兵部侍郎多次上书皇帝，表示秦军乃是皇帝最后家当，不能轻举妄动。
孙传庭与兵部侍郎张凤翔的观点都极为合理，可是此时的崇祯却已听不进去，多次催促孙传庭出兵。粮草不足且士兵士气低落，加上部队数量少且准备不足，果然出师不利。孙传庭也在撤退时战死，至此明朝再无翻身资本。反过来看崇祯，他虽然是亡国之君，但确实已经尽力而为。只是明朝制度腐朽，他也无力回天。这种看法确实合理，不过崇祯也要为明亡承担一定责任。
战争中阵地前的尸体去哪了？都怎么处理呢？
衡阳保卫战打到1944年7月16日的时候，第十军已是死伤惨重：预备第10师伤亡90%、第3师伤亡70%、第190师只余400人，而配属给方先觉指挥的暂编第54师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在正南和西南方向的山地上，日军虽然夺取了第一道阵地，却也付出了惨重代价，用“尸横遍野”这个词毫不为过，而紧急撤至二线阵地的第十军各部，也无时间无可能带走战友们的遗体。
第十军最有效果的战场发明就是“方先觉壕”，它的加强版是在阵地前的外壕中，自一半高的位置布下铁丝网并挂上铁刺猬，所以冲锋的日军一跳下去就被暗器所伤，又被铁丝网缠住无法隐蔽，而此时中国守军则摸近投弹，壕内日军大半被炸死。不过也有后遗症，就是日军的尸体会逐渐填满壕沟，成为后续部队逾越的通道，因此在激战时分，没有哪一方会考虑尸体的存在。
日军冲上高地后会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垒建战斗工事，以防被第十军的机枪扫射和进行对射，而遗弃的守军尸体就成为最后的材料，第十军工兵营老兵梁岳昆在战后曾经回忆张家山的战斗：“子弹打在人身上的声音肯定是跟砖石不一样的，被打成蜂窝的尸体有战友的，也有鬼子的，但是还是战友的多”。抗日老兵梁岳昆说：“后来一想，就觉得对不起战友，人都死了，还要被打好多枪，一想到这事，眼泪就忍不住，但当时阵地上都是尸体，也找不到别的东西了，那年夏天的张家山，不敢想”。
由于是鬼子进攻我军防守，阵地一点点被攻克和蚕食，第十军部队被迫一步步后撤，所以在这方面第十军确实比较吃亏。衡阳保卫战虽然历时47天，但并非天天都在打仗，由于需要补充弹药、物资和人员，期间日军实际上共发动了三次总攻击，前两次攻击失败后，都会停下来进行整补。比如第一次总攻是6月28日开始的，打到7月2日深夜只占领了少数外围阵地，伤亡却高达5000余人，平均每天损失1000人以上，并且炮弹也快打光了，于是第11军司令横山勇叫停了进攻。
在停战间隙，日军就会派人去阵地前搬运尸体，以便弄回来集中火化，这些“搬运工”是不带武器的，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第十军自然也不会射击。同样，我方也会抓紧时间清理阵地上的战士遗体，鬼子也不会开枪开炮，毕竟他们的搬运工们仍然在我方的火力范围之内，这也是战场上的约定俗成，但是新的战斗一打响，所有这些事情又重新归零。
主攻张家山阵地的是日军第116师团黑濑平一大佐的第133联队，这个甲级师团的三个步兵联队都被加强到4000人以上，黑濑联队在炮火的掩护下以中队级为单位轮番发起百人级冲锋，在“方先觉壕”之前弃尸累累。该联队先后有五任大队长、十一个中队长毙命阵前，打到最后衡阳城破时，第133联队残余官兵不足300人，基本就是被泰山军剔成一副猪骨架。
每次阵地丢失，负责张家山防守的预备第10师都会出动部队在夜里反击，打到后来预10师已无兵可派，于是前文所述的军直属工兵营两个连奉命驰援，7月17日组织夜袭以恢复阵地。暗夜里山上伸手不见无指，双方士兵经常被脚下的尸体绊倒，工兵们只能靠摸军装来辨认敌我：棉布军装是自己人，卡其布就是鬼子，如此杀到天亮时分“伏尸没胫，阵地上已无可插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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