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臆造品常带有“赏赐”“御赐”“钦赐”等词句组成的款识，伪造成皇室的赏赐品，对于不了解永乐瓷器特点的藏家更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明永乐 白釉梅瓶日本大阪市立东洋美术馆收藏有两件明永乐白釉梅瓶，瓶肩部用青花书“内府”两字，运笔疏朗，古拙浑厚，为永乐时期的御用器。国内类似器物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有北京市文研所曾在海淀区发掘出土一件明永乐“内府”铭白釉梅瓶，上世纪90年代北京某藏家曾在香港收购了一件明永乐“内府”铭白釉梅瓶，但这两件器物均无青花瓶盖。
古代老百姓需避讳皇帝姓名，那明朝“猪”怎么叫？
尽管也可以叫“豕”“豚”，但明朝依旧能说“猪”字，并不需要有什么避讳的地方。古代的确需要避讳，也就是避免在日常当中使用与皇帝名字一样的字眼。明朝皇室姓朱，可能很多人觉得需要避讳，猪肉、宰猪之类就成了大麻烦，可实际上古代讲究的是讳名不讳姓，明朝时期并没有对“猪”这个字眼做出什么禁止。所谓的避讳，是咱们的传统文化之一，比如唐代将老虎称作是大虫，因为李渊的祖上有位老祖宗叫“李虎”，因为避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东汉将秀才称作“茂才”。
但古代对于避讳，有自己的讲究，也就是讳名不讳姓，只避名讳，对姓氏不避。有说法称唐朝时期因为皇帝姓李，所以不准百姓捕捉食用鲤鱼，虽然这也就是小说《酉阳杂俎》当中出现的，但也证明，古代对于皇帝的姓氏，并没有避讳的地方。明朝的皇室尽管姓朱，但是因为讳名不讳姓的传统，“猪”并不需要去避“朱”的讳，就好像李唐时期也不避“李”的同音字，这才是真正的避讳。
在古代的时候，猪也并非只有“猪”这么一个称呼，还有豕、豚等其他称谓。虽然明朝皇室并没有下令说，民间百姓不能说猪肉、杀猪之类，但要是有些人觉得还是挺犯忌讳，那么也可以将猪肉称作是豚肉之类，都是个人的习惯。朱元璋原本就是穷苦出身，他知道民间百姓的疾苦，所以他自然也不会做出这么惹麻烦讨人嫌的事情，只因为自己姓朱，就不准大家叫“猪”，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在明朝的《御制会典》与《明太祖实录》当中，猪出现的频率可不低。在明代的各种史料当中，从来就不缺少宰猪、杀猪之类的词汇，从这方面来说的话，明朝朝廷都根本不避讳这方面的事情，就更别说民间的百姓。当然，明代只有一位皇帝在位期间曾大规模“禁猪”，那就是明武宗朱厚照，不过倒不是因为他姓朱，而是因为他生肖是猪，他曾下诏禁止养猪、捕猪与杀猪之类。
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为什么不写南明而只写到1644年？
南明史，犹如一场闹剧。写这段历史，容易气血上头，把作者气个半死。崇祯殉国后，在史可法、马士英等人的拥立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继位，年号弘光。这个名义上由弘光帝朱由崧统治，实际由马士英等人控制的偏安小朝廷，就是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弘光政权建立后，按理说，皇帝有了，朝廷秩序也恢复了。应该趁着北方混战之际，出兵北伐克复中原了吧？就算是缺兵少粮，无法出兵北伐，也应该君臣精诚团结，巩固统治基础，力图保住这剩下的江南半壁江山吧？然而，弘光政权在解决了内部问题后，却立即又开始了明朝的传统技能——内斗。
具体斗啥呢？先是朝廷内部相互撕逼。当时的内阁首辅是史可法，马士英排老二。为了增加自己在朝内的话语权，把史可法排挤下去。马士英推荐好友阮大铖出山。而由于阮大铖与东林党有仇，所以当听到阮大铖被启用后，东林党骨干，如钱谦益、吕大器等人，立马就不干了。他们以阮大铖曾经攀附魏忠贤为由，纷纷上奏章弹劾。当时，由于左良玉支持东林党，马士英不敢对东林党动武。
于是一时间，党争复起，在南明的朝堂之上，互骂之声不绝于耳。这场骂战持续了近一个月，直到江北四镇开始内讧，才消停下来。那么，江北四镇又因何内讧呢？这场内讧，简单地说，就是镇守徐州的高杰认为自己地盘太靠北，太不安全了。为了安全起见，他就带着人马，私自下南下，打算退到扬州驻防。这种调防，说白了就是造反。如果搁在正常时期，高杰早就人头落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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