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了几个直接责任人后，余怒未消的道光帝追加处罚给因夺爵而获罪的庆郡王一系宗人，将奕彩归宗后、应从庆僖亲王永璘的后人中选取合适者降等承袭贝勒爵位的程序“暂行停止”（就是暂时不让永璘的后人袭爵了），以唯一一个没有被处罚的庆郡王系宗人——永璘第五子、不入八分镇国公绵悌“暂居本府、奉祀庆僖亲王”。然后，道光帝又以绵悌“与其弟（绵性）同居一处，其弟参奏奕彩（图谋夺爵）亦经联衔，（绵性图革奕彩王爵之事）断难诿为不知”的理由，“姑免深究”，革去绵悌不入八分镇国公、散秩大臣、镶蓝旗副都统等爵、职，降为三等镇国将军“以示薄惩”。
就这样，在绵性、奕彩叔侄的相互攻讦、两败俱伤中，庆僖亲王永璘、庆良郡王绵慜父子所传下来的郡王爵位被“暂停承袭”，永璘的两个儿子绵悌、绵性原本的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爵位也被革去，绵性直接成为闲散宗室、发盛京戍边；绵悌则以堂堂皇孙的近支身份（绵悌是乾隆帝之孙），自不如八分镇国公直降为三等镇国将军。
永璘去世不过才二十三年，他的家族爵位就已经从亲王降到了镇国将军，身后家事、惨淡如此。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镇国将军绵悌去世，没有留下子嗣。而此时永璘的诸子中，只有第六子绵性尚在，且有后裔（其余五子均早夭或者无后），但绵性因罪被发配盛京戍边，不能承袭爵位。因此，道光帝命绵性的长子奕劻过继给伯父、第二代庆郡王绵慜，并降等承袭二等辅国将军爵位，以奉祖父庆僖亲王永璘之祀。
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登基后，要为已经封王、分府的诸弟安排合适的王府，而这个时候的定郡王府主人是二等辅国将军奕劻，其爵位和府邸的仪制不符，不能继续留居于前海的王府中。于是，咸丰帝命内务府将庆郡王府从奕劻手中收回（清制：除世袭王爵以外，所有恩封亲郡王的府邸所有权均属于皇室，由内务府负责管理，皇帝有权收回、转赐其他皇族），转赐给六弟、恭亲王奕䜣；奕劻则被转迁到定阜街原道光朝重臣琦善的旧宅中居住。
就这样，原庆郡王府成了恭亲王府，并保留至今。也许觉得当年皇父道光帝处理庆郡王府宗人争爵之事过于严重，也许心里对占了奕劻的祖宅给自己弟弟居住有些过意不去，于是，咸丰帝在咸丰二年（1852年）给奕劻连升了六级爵位，由辅国将军直接晋封为贝子，奕劻的生父绵性也加恩从盛京迁回京师，随同儿子奕劻居住，但没有恢复爵位，还是闲散宗室。
即使已经复封为贝子，但在宗室中，奕劻依旧属于边缘角色，京师中像他这样的宗室破落户不在少数，早年还没有什么实权差事时，奕劻经常为了维持体面生活而不得不出入京城的各大当铺中，以典当应付开支。不过世事难料，奕劻虽然家道中落、自己又没有什么学识，才具也很平庸，但机缘巧合之下，他认识了咸丰帝宠妃、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二弟桂祥（也许是平日里出入当铺时，无意中结识的）。
两人一见如故，很快便熟络起来。奕劻虽才具平庸，但写得一笔好字，基本的人情世故也是在行的，所以桂祥每次和宫中的姐姐懿贵妃写信沟通时，大都由奕劻代笔；懿贵妃见信后，觉得字迹端庄秀丽、内容守礼得体，认为这个给桂祥代笔写家信的人是个有才学的，心里对其充满了好感。后来得知和弟弟交往、代笔写信的居然是皇家近支、宗室贝子，懿贵妃更加看重奕劻，很是满意桂祥与其交往之事。
不过咸丰一朝，奕劻还没开始发迹，除了在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帝三十寿辰加恩诸宗室时，被晋封为贝勒之外，就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事情了，依旧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普通宗室。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在避暑山庄驾崩，其独子、懿贵妃所出的载淳即位，即同治帝。懿贵妃母凭子贵，被进位为皇太后，徽号“慈禧”，这就是实际执掌清朝朝政大权四十七年之久的“慈禧太后”。
奕劻因为之前结交慈禧太后之弟桂祥而得到了她的赏识，所以在同治帝登基后时来运转，被慈禧太后所重用，逐渐摆脱了破落户生涯，开始慢慢接近权力中枢，参与到朝政事务之中来。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同治帝举行大婚，奕劻被授命全权主持操办皇帝大婚典礼。奕劻对此事十分重视、卖力巴结，处处投皇帝、皇太后所好，将大婚典礼操办得富丽堂皇、光彩无比，使得同治帝和两宫皇太后都连声赞许，甚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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