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座城市的地位类似圣城，而非行政首都。所以，城市主要是大型公共建筑 供养特定人口的附属产业带组成。将这里作为新首都，就必须改变很多旧的地区习惯。还要花费很多资金去进行改建。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波斯波利斯在亚历山大眼里非常不重要。出于对波斯人的震慑和对马其顿-希腊人的鼓舞，一把火烧光反而成了是最优化的选择。
最后被剔除的应该是苏萨。这里一直是波斯帝国实际上是的行政都城，而且不属于传统的波斯地界之内。其位置就在两河流域的下游以东，从交通来看是非常便捷的。考虑到亚历山大一直要开通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成熟航线，苏萨在战略位置上的格局应该比看上去的更好一些。但苏萨本身控制的并非一个大型农业区。也就是说，在这里建都的潜力非常有限。
亚历山大也不希望自己的都城不是未来帝国的财富中枢。所以，尽管苏萨的整体条件非常适合，终究没有入大征服者的法眼。至于巴比伦城的优势，就是将前面这些备选的不足之处进行反转。不会像萨迪斯那样显得偏远，也不会是大马士革这样底子薄的政治中心，两河流域的巨大粮仓也远胜苏萨所在埃兰产出。在波斯帝国时期，这里也是帝国首都之一，各方面的功能比波斯波利斯要完备。
古代中国为什么错过了大航海时代？
所谓的大航海时代，是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可以看作是欧洲国家力图打破穆斯林国家对旧航道垄断的行为，从这一方面讲，同时期的明清并无此需求。而放眼历史进程，古代中国并不是没有航海活动，只不过中国的航海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较大，在大航海时代中的表现让人产生了错觉，认为中国与此无关！地理因素回到14至17世纪，客观印象中除欧洲之外，旧大陆的其他文明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
在这个时期里，欧洲最大的收获是发现美洲大陆，继而进行了美洲大陆及其他地区的殖民活动，这就意味着航海只是过程，殖民才是结果。先且不论这个殖民的意图，单从地里因素来看为何西欧国家会成为大航海时代的主角，中国为什么不能引领大航海时代。航海是需要技术支撑的，这一点我们可能会很自信，航海史上有句名言，称中国的指南针如果早些传入摩尔帝国，伊斯兰文明会将航海时代提前7个世纪。
但远洋航海不是一个指南针就能解决技术问题的，西欧国家的航海技术得益于地中海的优良环境。古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只能在太平洋沿岸进行实验，因此中国古代的航海多表现为“下南洋”。这项活动在三国时期的吴国就已经实现了，到了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近海岸线航行的升级版，即使船支技术堪称世界第一，但也只是将近海航行的技术空前加强，并未升级远航技术。
而地中海相比大洋，航行条件没那么复杂，沿地中海国家的航海技术可以说是围绕地中海进行升级的。近海岸线航行与穿越大洋航行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就拿补给来说，郑和的船队可以承载大量士兵，因为陆地上有足够的补给等待郑和靠岸；哥伦布的船队由于深处大洋，无法靠岸补给，所以他的船队是物资多人员少，安全性就远不如郑和船队，且因跨洋作业，水手的至病率高，补给解决往往是寻找荒岛，攻杀野人部落的方式。
欧洲大陆又是山脉、河流分割成若干板块，因此形成了国家割据的版图划分。然而在东欧大平原上，游牧民族同样是强悍的存在，他们压缩了西欧国家的发展空间，欧洲国家不得不寻求向海上的突破，这也是欧洲国家航海技术较为发达的另一个原因。当时远洋航海的动力主要依靠风力和洋流，全球的季风与洋流对欧洲向西航行提供了很大帮助。
出海时，东北信风、加那利洋流、北赤道暖流，都是他们顺利到达中、南美洲的有力支撑；西风、墨西哥湾暖流、北大西洋漂流又是他们回航的助推器。古代打仗还将就个天时地利呢，更不用说对自然条件要求高的航海了，哥伦布就是出海走西南、回航向东北，一路算是顺风顺水。我国海域附近的洋流呈北上和南下两种，渤海、黄海、东海的海流主要是由黑潮暖流和沿岸流两个流系组成。
其中黑潮流系是由黑潮主干及其分支的台湾暖流、对马暖流、黄海暖流组成，这个洋流是远海岸线的，方向由南至东北，在日本东海岸与亲潮寒流汇集为北太平洋洋流，这是我国有可能达成访问北美大陆的一条航线。沿岸流系自北向南主要包括辽南沿岸流、辽东沿岸流、渤海沿岸流、苏北沿岸流和闽浙沿岸流。这个洋流是贴近海岸线的，由北至南穿越台湾海峡，与台湾东岸分支出来的黑潮支流汇集后折向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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