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运气是这个宇宙的通行证。因为苏轼智商高、情商高，还是关系攻略的高手，所以取得了当世才子的美名、朝中栋梁的赞誉。但这个“因为所以”就周延了吗？苏轼能够拒绝运气吗？假使苏轼晚一点儿参加科举，主考官从欧阳修换成王安石，苏轼别说满分作文，就是能不能当进士都两说。因为王安石死活看不上三苏的文风。关键是王安石这家伙是个实干派，你是不是文采斐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写了啥。
甚至，别说王安石，就是换成一个刻板些的主考官，都不允许苏轼在科举赛道上扯淡玩。为什么苏轼在扯淡？《刑赏忠厚之至论》里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个典故是苏轼自己编的。在高考作文里，你敢编典故？冲这一条，给你一个不及格，绝不算冤枉你。因为苏轼你这就是在扯淡着卖弄文采。
而《御试制科策》里的观点，则堪称逆天神操作了。怎么解决西夏的问题？苏轼的对策，竟然是让陕西独立，再造一个秦战国，然后让这个秦战国去对付西夏人。之前编典故，现在则是分裂国家。连老臣司马光都看不下去了，认为应该录苏轼的弟弟苏辙为第三等。然而，有其兄竟必有其弟了。苏辙在考卷里玩起了愤青，不仅抨击时弊，而且连皇帝也不放过。
两相权衡，还是苏轼的扯淡，靠谱一点儿。所以，苏轼能成名，到底该感谢谁？他要感谢自己生在了一个好时代。换到明清，苏轼都不是落第的问题。在乌台诗案中，新党就是要往大里政，具体是给苏轼冠一个大不敬的罪。这属于不赦重罪，要诛族的。但北宋的司法制度足够复杂，各种条框制约，能把不择手段的小人关在笼子里。新党把持了御史台，但御史台只能问口供，定罪的却是大理寺和审刑院。
这两个衙门不配合，苏轼的罪就定不下来。而太皇太后、英宗的老妈曹太后，又在背后使劲了。于是，这个大不敬就没法定。随后，曹太后去世了，要天下大赦。死了的曹太后又帮了苏轼一把，苏轼该被赦免，可以啥事没有了。但是，宋神宗不答应了。忤逆皇帝、对抗新法，这就不能忍。于是，皇帝法外立法了：苏轼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大理寺和审刑院的意见是赦免。赶上大赦，苏轼就该没事，牵连的苏轼朋友圈也该一道赦免。这个皇帝同意，认可了。但神宗皇帝专门来了一条“特责”，这就是法外立法：你苏轼给我滚到黄州当团练副使，然后就在那地方呆着。这算是变相囚禁。立盖世之名，苏轼也要靠运气；而位列朝堂，苏轼还要靠运气。关键是没被整死，苏轼就更要靠运气了。
但运气不能总光顾苏轼。有些事，完全不是人力所能为之的。1057年科举中第，但苏轼的母亲随即去世，于是苏轼和苏辙都要回家守丧，耽误了三年时间（实际是两年多一点儿）。而1066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又去世了，于是苏轼还要回去守丧，又耽误了三年时间。你是年少成名了，但两个三年，却给耽误了。等苏轼再次回到朝堂，朝堂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把苏轼当成国之栋梁的宋仁宗，驾崩了；把苏轼当成未来之星的老臣们，歇菜了。此时主导朝堂的是锐意改革的宋神宗和不近人情的王安石。此时，任凭再怎么关系攻略，苏轼也没法玩了。因为苏轼与王安石是立场之争。事实判断可以讲道理，价值判断只能搞妥协，而立场之争则连妥协都没法搞。苏轼的立场就是重人情，治理国家要关注人之常情，变法可以有但不能犯众怒。
而王安石却不近人情，治理国家就该学商鞅，变法就是：我们制定法律、我们统治，然后你们服从。你这就没法玩。而且，王安石从来就瞧不上三苏，而三苏也瞧不上王安石。苏轼的老爹苏洵，曾写过一篇《辨奸论》。怎么辩奸呢？就是看谁不近人情。而王安石恰恰不近人情。按照苏洵的方法论，王安石这种人早该歇菜了。但王安石并没有，反倒当了宰相。
公元1060年的时候，苏轼的弟弟苏辙也通过了“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考试，于是在1061年被授予商州军事推官。然后呢？然后，当时的王安石却拒绝签发任命书，气的苏辙辞职回家了。这就是家恨了。有王安石在，苏轼这种人别想有好日子过，所以只能被各种贬官。苏轼当然不满，于是管不住嘴了，各种写诗发朋友圈，诋毁新法。
新党正发愁找不到借口收拾旧党，而苏轼恰恰提供了借口。于是，发动了乌台诗案，把苏轼当成了打击旧党的突破口。新党的变法，把大宋变得一塌糊涂。宋神宗也意识到了问题，于是准备把苏轼调回朝廷。但这得一步一步的来，先把苏轼从黄州迁到汝州，即今天的河南的临汝。宋朝的用人逻辑是离首都开封越近，就表示越要得到重用。这算是宋朝特有的卡位纸牌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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