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在军权上。尽管吴三桂已经上交了“平西大将军”印信，但是吴三桂对于他辖属军队的管控却不并不依靠这门印信。印信之所以在古代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皇权对于兵权的管控和限制，特别是宋朝开始出现了“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印信成为了统御全军的重要凭证和身份象征。但是吴三桂所统领的军队的班底，是他在明朝辽东战场上统领的那支“关宁铁骑”的最后力量，是跟随着吴三桂一同投降了清朝，经过二十多年的征战，这些人早已经是军队中的骨干和核心。
而此时的他们与吴三桂不仅有着巨大的认同感与同理心，更是利益的共同体，他们对于吴三桂的认可与支持远远超过了清朝的皇帝与朝廷。所以印信对于吴三桂来说，并不重要，收回印信并不能阻碍吴三桂对于军队的管控。与此同时更为严重的是，清朝收回了印信，非但没有能能够限制吴三桂，反而吴三桂依旧能够施展其影响力。镇守云南的吴三桂，就曾以“构衅苗蛮，借事用兵”为名，要求朝廷允许其扩充军队，补充军饷，朝廷也只能答应。
长此以往，使得当时的现实并不是“三藩之用半天下”，而是吴三桂之用“半天下”，因为当时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约一千万两左右，而三藩的费用高达一千一百多万两，吴三桂一藩的开销就占据了一半，这也导致了清朝政府与吴三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次是在行政权力上。尽管清朝收归了其人事任免权，地方事务管辖权也开始逐步收回，但是依旧不能改变吴三桂是云贵“土皇帝”的现状。
一方面，云贵地方的官员，仍然是以吴三桂的旧部或者经由吴三桂推举任命的官员为主，真正有朝廷指派的官员数量并不占有优势；另一方面，前往云贵的官员，皆为自己的前程，甚至可以说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到任后马上依附于吴三桂，因而吴三桂已经把持着云贵的官场势力。最终，吴三桂与朝廷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逐渐发展为了叛乱。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遂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云贵的吴三桂也提出了撤藩请求，康熙皇帝也予以了批准。实际上，三藩之中，真心实意想要撤藩的只有尚可喜，并且，也仅仅是尚可喜本人想要撤藩，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儿子尚之信也并不赞同。
然而此时的康熙皇帝也因为年轻气盛和急于求成，犯下了巨大的失误，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力排众议，决议撤藩。康熙的这一举动，不仅极大的刺激了吴三桂，也刺激到了吴三桂手下的官员和将领们，特别是与他一同投降清朝的“关宁铁骑”的旧部，这些人反而成为鼓动并且支持吴三桂叛乱最为坚定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也是吴三桂军中的核心与骨干。
于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兴明讨虏”，起兵造反。耿精忠、尚之信以及盘踞在台湾的郑氏集团纷纷响应，一时间叛军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土地，与清军隔江对峙。康熙皇帝则是立马组织兵力予以抵抗和反击，最终经过八年的努力，终于平定了“三藩之乱”。
有人说“闯王”李自成被清军围剿退至九宫山并未死，反而隐姓埋名住深山，是吗？你怎么看？
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死亡，总给人一种错觉，这哥俩纯粹是带着任务降世的，初期怎么打都死不了，完成任务以后都赶着投胎，一秒钟都不耽搁。李自成好歹也算是一军统帅，留下大军休整，亲自带二十八人的骑兵小队侦查地形，最终被类似团练组织的乡兵干掉，让人匪夷所思。张献忠也是这个路数，斥候来报~好像清兵追上来了，吩咐再探不就得了么，人家亲自骑马跑到河边瞭望，叛将刘进忠马上告诉豪格，对岸那位就是张献忠，结果一箭毙命。
那时候的女真人哪个不是自小从深山老林里练出来的神箭手，箭法差或者反应慢的早就优胜劣汰死在林子里了，加上后续连年的战争，隔条河射死他倒也不算太冤，可惜气势恢宏的两场农民起义，两个领军人物却死得象个笑话。相关李自成的一些著作，大家或多或少都看过一些，李自成也有一定粉丝量，不过我要说的是两个关键词，一是初期，二是美化。
美化方面是某时代的产物，现在对李自成的评价已经趋于理性，比较公正，当初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山海关大战的地方修了个与西柏坡平级的纪念馆，对李自成的评价写得很清楚，进门就看见了，那是主席的原话，他在几次重要会议上也说过，“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初期的李自成确实颇受百姓拥戴，其实那时候的升斗小民不大在乎谁当皇帝，只在乎自己是否能吃饱穿暖，自己生活好了那就是好皇帝，自己饿得吐舌头，见土都想抓两把嚼嚼，那皇帝德行再好也是个渣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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