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1年，后继的亨利二世又发布了著名的《军事敕令》，规定国家军队由国王亲自征召，不再委托贵族代召，贵族也不得再豢养家族武装；还进行了司法改革，平民只要交够上诉费，就可以将案件从领主那里上诉到国王法庭去。至此，无论行政、军事、财政、司法，大权独揽于国王一身，英格兰的王权登峰造极。此时英格兰国王的权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同时期的法兰西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然而，蛋糕就这么大，贵族们眼看自己的利益被王权鲸吞蚕食，能善罢甘休吗？2 《大宪章》的法治精神和议会制度在封建王朝，贵族才是国王和王权最危险也最持久的敌人，假如国王是“秦始皇”，还基本能hold住，但要换成是“秦二世”呢？1199年上台的英王约翰一世，就是一个草包集大成者，对外屡战屡败，丢光了欧洲大陆上的领地，成为声名狼藉的“失地王”，对内则横征暴敛，人心丧尽。
终于在1215年的6月，贵族们带领民众占领伦敦，强迫约翰签署了《大宪章》。简单来说，《大宪章》是一份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全文共63条，主要内容是对王权进行限制和说明，例如国王不得随意征税、国民享有政治协商权、国民有权反抗国王暴政、未经法院审判不得处刑等等。显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很多条款的可行性还有待商榷，但是，《大宪章》确立了一个标榜史册的根本原则——“王在法下”，其意义之深远，怎么说都不为过。
在此我打个比方吧，这是英国法治观念的开始，依法治国，其根本是法在一切之上，而不是王大于法。比如我国的法家思想，实际上不是法治观念，而是人治观念。因为皇权大于一切，皇权大于法。这个原则的意义有多大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老百姓去打官司。在法治社会，不管你告谁，哪怕是总统，只要你证据确凿，你有理，你就可以告赢，而法院可以宣判总统有罪。
在人治社会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社会矛盾的最终解决方案就是法律，如果这个法律老百姓相信，那么社会就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因为通过法律可以实现自己的合法利益诉求，但是如果法律是人治，时间长了老百姓就不会相信你的法律，那么最终利益诉求只能通过造反来解决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500年社会没有发生过大动荡的根本原因，而我国基本300年的历史周期律一直没有走出来，这里面有很什么的借鉴意义。
除了法治精神以外， 另一块基石是议会制度。1258年，英王亨利三世在贵族们的压力下，召开了由12位内臣和12位男爵组成的联席会议，共商国是，史称“牛津议会”。会上通过了《牛津条例》，内容诸如限制国王的财产权，国王没收或分封土地都必须经议会批准，限制国王对外宣战的外交权等等，还有一项关键成果，就是确立了定期召开议会的原则。
1265年，蒙特福特伯爵以国王的名义在伦敦召开议会，史称“西门议会”。这届议会跳出了以往贵族会议的窠臼，首次吸收了骑士和市民代表参加，有了国民议会的雏形，被认为是英国现代议会的起源。但是，和历史上任何反动势力都一样，王权会怎么甘心地放弃自己的权力么？答案是，显然不会。3 在大风暴之前，总是平静的蒙特福特伯爵就是在“西门议会”召开的当年，被国王军打败，死于乱军之中。
然而后继的国王们越来越发现，其实议会也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有效工具，国王和贵族与其兵戎相见，倒不如通过不流血的议会来进行博弈。尤其是英王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借助议会的平台，修订颁布了大量成文法律，汇编为《成文法记录卷》。由此，爱德华一世被誉为是“英国的查士丁尼”，他治下的议会也被称为“模范议会”。
当然，这其中也不乏给王权喂补药的小动作，例如在《温切斯特法令》中，规定所有贵族均须接受国王法庭的质询，以裁定其职权和特权的合法性等等。但总体来说，“西门议会”之后的几百年，王权被限制且逐步收缩，议会逐渐由国王的咨议机构转变为国家的代议机关。而在议会内部，传统大贵族和教士的力量逐渐没落，新兴中小贵族和工商业者的力量不断增强。
4.外来户引起的流血革命1603年伊丽莎白去世，英格兰都铎王朝绝嗣，算来算去，只好由女王一个远房侄女的儿子现任苏格兰国王的詹姆斯继任，称詹姆斯一世。英格兰和苏格兰就这样戏剧性地无痛合体了。到了詹姆斯的儿子查理一世，作为外来户二代，就没这么拘谨了，因为与议会的激烈冲突，查理一度解散议会，实行了长达11年的王权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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