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折子”这东西是清代的发明,在清代以前是没有奏折这玩意的。明代大臣写给皇帝的上行文书有题本、奏本两大类,公事使用题本,私事使用奏本。我们经常在明朝的电视剧里听到大臣说,“臣有本要奏”就是这个意思。题本、奏本有什么问题呢?作为朝廷的官方文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确立了规定的信息传递的规范。

大臣的一个题本要送呈皇帝御览十分麻烦,要先交到通政司,再由通政司转送内阁,内阁再走一套流程送去票拟初步意见,再呈送给皇帝。这样一来,就等于在上奏的大臣与皇帝之间,多了几重关卡,有一些不利于朝中大臣的奏章,就有可能到不了皇帝的手里,被大臣们淹掉!如此一来,皇帝就等于是个聋子、瞎子,他只能看得到、听得到大臣们想让他知道的事情。

这对于追求绝对权力的皇帝,当然是不利的。清代的皇帝一直想着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其中一点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真正有价值的大臣言论上不来,皇帝被一帮宵小之辈蒙蔽了。清朝的皇帝就希望改革文书传递的模式,其实就是重新建立大臣跟皇帝的信息传递渠道,让皇帝能够更加直接掌握大臣提供的信息。奏折被大规模使用是从康熙皇帝开始,他把曹寅、李煦等家奴派往地方任职,就让这些外放的官员随时向皇帝主子报告地方的情况。

后来,除了自己的家奴之外,康熙皇帝又扩大奏折的权限范围,让一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地方大员也能直接向皇帝上奏折。到了雍正帝继位后,又扩大了奏折的范围,中央的科道监察官也能用奏折向皇帝建言献策。再后来,一些品级卑微的小官也能够获得“上奏折”的恩宠,让他们利用这种特权来监督他们的上司。到乾隆初年,用密折奏事已经成为主流的上行文书传递渠道,到了乾隆十三年,干脆就把奏本取消,本来是秘密文书的奏折成为正式的官方公开文书,所有的清朝官员都能上奏折。

古代的地方官是如何去京城开会述职的?

古代交通不便,地方官员离京城路途十分遥远,那么地方官员是如何上京述职的呢?请听笔者娓娓道来。首先,我们要知道,在古代不是所有的地方官都有资格进京述职的。就算是那些有一定地位的封疆大吏要进京述职,也必须要有朝廷的旨意。朝廷不召,即便是封疆大吏随意进京,后果都会不堪设想!实际上,古代的官员是没有进京开会的习惯的,当然身份地位不够是主要原因。

在古代,严苛的集权社会制度下决定了古代人除了赴京赶考外,其他的官僚也都不会闲到跑去京城开会。地方官进京一般就是只有三种情况,要么是升官或者调任,要么就只能是过去领罪的了,都是些比较大的事情才会召集地方官进京的。那么,如果接到了皇帝的召见,地方官是如何去京城的呢?这就要分两种情况来说了,一种是在京城做官的官员,另一种是在外地做官的官员。

而现代的我们海陆空都有很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收走就走。但古代这些东西就仿佛和做梦一般,他们除了信鸽以外没有别的空运,因此只能选择走陆地或者水路。对于第一种来说,虽然在京城做官的官员肯定相对于外地的官员来说方便很多,但是京城也是一座城,古代京城住宅分布十分的讲究,其官做的越大,家离宫廷就越近,相反,则离宫廷就越远。

而一般在京城做官的是必须要每天早上去上早朝的,且早朝时间都是很早的,所以他们都是天都没亮就要起床收拾赶去上朝,睡懒觉什么的更像是在做白日梦。接着来说说第二种情况:外地的官员该如何进京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就是步行。我们可能认为古代的人一般都是步行出门,但实际上对于官员来说则恰恰相反,官员很少通过步行出门。

步行速度慢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他们觉得步行是十分丢脸的。这些官员大多数都是些读书之人,一路风尘仆仆的赶到京城,难免会让人显得有些憔悴,但做了官就都会讲究一些排面的,步行就会让人有一点丢脸。接着便是骑马。马的速度快,且喂食马的草料也是十分廉价的。但是长时间骑马会很容易把大腿磨伤,因此一些文将是很少会选择马来作为交通工具的,当然如果有紧急的事情还是会用这种方式的!比马更好的工具便是马车和轿子了,相对于马车来说,轿子在经过一些不平坦的地段会相对更加平稳些,但是在《清史稿》中就有明确的记载了当时对不同等级的官员所能使用的不同种类的轿子的规定,要是违背了,也是会被判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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