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人类的战斗力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使战争分外血腥而且规模大。实际上就成本而言，价格不菲的全金属盔甲也很难普及，战争规模一大，依靠民间的传家宝很难大规模列装。无论是索姆河会战、凡尔登绞肉机，或者马恩河、伊普尔运河、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战争只要稍微打得胶着一点，立马局势会变成双方挖坑时的鏖战，哪怕一场抢滩登陆也会搞成这样。
有哪些事件改变了世界战争史的发展？
说几个吧!这个我正好比较擅长，以前我专门研究过这个东西!第一个是“弓箭”。弓箭的出现使我们的祖先面对野兽等有了压倒性的优势。无论多么残暴的、庞大的野兽，弓箭使我们有了距离优势，即能不断的打击它们，又能让我们获得安全的保障!第二个是“铁质兵器”。青铜器做的刀剑一般都比较短，这是因为青铜器韧性差。可是，铁质兵器就完全摈弃了青铜器的弱点，可以做的很长很锋利，还耐操，价格便宜量又足。
使人类的战斗力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使战争分外血腥而且规模大。第三个是“马克沁重机枪”。人类进入到热兵器时代后，热兵器较冷兵器有非常大的优势，但却没有将骑兵、弓箭等彻底淘汰。直到“它”的出现。1884年马克沁机枪的出现，让人类再一次见识了战争的凶残，它每分钟可以发射800发以上的子弹，像死神收割机一样吞噬着士兵们的生命，成千上万的士兵转眼就剩下断臂残肢。
索姆河战役被称为绞肉机战役，也是因为将近一百三十万士兵死在了这些异常迅猛的机器前。第四个是“核武器”。核武器的杀伤力突破了人类想象力，一座几十、上百平方公里的城市，一瞬间就灰飞烟灭了，连带着他的市民和历史。这带给人类的威力让上帝都感到恐惧。可是，这家伙竟然带给了人类和平。真是老子说的物极必反啊!核武器让所有的野心家都不敢轻言战事，我们也就获得了整体上的和平啊!好了，这四件武器的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战争史的发展!#历史冷知识# @头条历史。
印巴冲突再次升级, 会演变成为双方的局部战争吗？
2018年1月印度总理莫迪在达沃斯论坛上自信宣布印度将在202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万亿美元，其中支撑他理想理由是:印度不断改善的劳工法律和基础设施建设及稳定的周边政治环境。那么作为印度一直团结一心的重要理由之一:恨巴基斯坦，该如何安放呢？在莫迪经济学闻到了春天的味道，像儿时梦境新鲜的芬芳，这种感觉足矣支撑莫迪在大选中赢得胜利，这是一种心灵瑜伽高手的理念。
自从英国人离开之后，印度继承了大部分的政治遗产，同时也继承了不可调和的地缘政治和人文关系(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矛盾),印度教教徒总想同化伊斯兰教教徒，英国人分家时候也有所偏向故意制造了民族矛盾，英国人希望制造两个相互牵制的民主政治国家，自己作为宗主国可以用主权换来治权(撒切尔夫人在跟邓公协商香港问题时侯，也提过),不过人走茶凉，尽管名义上大家都尊敬一个女王。
几次印巴战争下来，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成了核武器国家，两家都有把彼此变成尘埃的能力，所以边境争端时常有，局部战争则需要付出政治和经济巨大代价。莫迪刚刚在新德里搞了历史上最有面子的阅兵仪式，仪式内容还是开了挂的杂耍，来的客人就是齐刷刷东盟十国领导人(中国都没有请齐过),这被印度媒体称之为印度外交历史上伟大胜利(战胜了中国)。
接下来印度的军事外交政策是否可以持续呢？废钞令以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把印度主权信用评级拉成垃圾级别，国际资本市场也在任性莫迪政府经济学上损失惨重，2015年印度十大工会1.5亿人罢工让国际制造业和工业及金融服务业投资人印象深刻，严格劳动法增加成本，落后职责教育没有充足人力资源。如果2025年印度要跟中国阿里巴巴争夺世界第五把交易(马云阿里巴巴集团年会上，计划2036年将阿里建成服务4亿消费者，带动1000万家企业赚钱，阿里巴巴经济体量达到世界第五大经济体)，那么跟巴基斯坦干一仗赌上国运兴衰会不会划算呢？当然从刚离婚的英国人和刚走心的特朗普看来，向印度注入美元毒品那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为什么古代打仗要穿很重的盔甲而现代打仗不用穿很重的盔甲？
不能这样说，现代打仗一样拥有重盔甲，古代盔甲并非是所有兵种都重，现代盔甲未见就比古代的轻。盔甲的运用与科技、战术、经济能力有很大关系。例如古代盔甲，它们往往与兵种、战术相搭配，骑兵、水军、步兵、弓兵都不相同，他们的战术战法和作战条件决定了不同的铠甲样式与装备情况。比如水军，恶劣潮湿的船上环境以及作战时落水的危险性，使得过重的铁制铠甲并不是那么适合装备，反倒是皮甲、竹木甲甚至是纸甲等轻质盔甲更被青睐。
或者我们可以看看兵马俑，他们这只军团拥有多重的盔甲样式，甚至无甲的也大把存在，只因为兵种决定了装备。再比如宋朝的步人甲，这种超重的盔甲连移动都费劲，士兵穿着长途行军几乎不可能，所以只能通过车运，战时再临阵披挂。但对于缺马的宋军来说，也只有步人甲这种又重又硬的铁坨子军阵，才能最好的抵挡金人骑兵的冲击。受限于东南亚多雨湿热的环境和恶劣的丛林交通，泰国古代虽然也有铁甲，但大部分都以薄皮甲和藤甲等为主，尤其是藤甲，这在古代东南亚非常之多，包括我国台湾高山族过去都采用了不同规格的藤甲，它们走的就是轻便、灵活、经济实用的路数。
所以，古代打仗也不见得都得穿很重的盔甲，虽然越重的盔甲代表越强的防御力，但它们同样是巨大的累赘，再比如西方那些闷罐子铁桶，虽然刀剑难伤，但只要他们被揍翻，那么基本等同砧板的鱼肉。因此西方的盔甲格斗术中有相当多拿剑柄当钝器攻击，或者靠推搡使人倒地的类擒拿技术。实际上就成本而言，价格不菲的全金属盔甲也很难普及，战争规模一大，依靠民间的传家宝很难大规模列装。
现代人早已不穿盔甲打仗，因为金属制造的盔甲无法防御子弹，想想就明白，现代子弹连钢盔都能轻易穿透，那么金属盔甲需要造到多厚才能抵御攻击呢？目前的普通凯夫拉防弹衣也只能一定程度抵御手枪子弹的攻击，遇到步枪基本上没辙。况且现代战争轻武器造成的伤害比率很小，决定杀伤力的是远程武器，就好比叙利亚战场，步兵们猛攻几天死不到100人，俄军轰炸机甩两颗炸弹轻松超过这个数。
300多公斤的炸弹从天而降，你觉得穿步人甲还是重型防弹衣顶用？其实二者没差别，你就是找辆坦克穿身上也白搭。此外还有导弹、炮弹、火箭弹，你是准备拼血条还是撒开蹄子躲远点？现代战士实际上抵御不了任何一种现代武器的袭击，包括枪械在内。枪炮对世界造成的影响不必多说，正是它们将盔甲和骑士阶层淘汰了，既然无法单纯的抵挡，那么士兵们唯有依靠别的方法在战场上生存。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面对汹涌的重炮和机关枪的密集扫射，战争打成了往地下发展的堑壕战，这才是比盔甲更好的对枪炮防御模式。无论是索姆河会战、凡尔登绞肉机，或者马恩河、伊普尔运河、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战争只要稍微打得胶着一点，立马局势会变成双方挖坑时的鏖战，哪怕一场抢滩登陆也会搞成这样。士兵们在工事中可以相对较好的躲避弹雨和炮火，这是任何盔甲都做不到的。
不过，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成果，人类在一战中造出了“最重的甲”——坦克装甲车辆，它们将自动化的战车、护盾、火力结合在一起，成为战场上无坚不摧的重甲骑兵。正因为坦克装甲的出现，二战时期的人们开发出了新的战法，士兵们乘坐机动化的装甲车辆，配合坦克重甲进行大规模的运动冲锋，铠甲虽然不在士兵身上，却依然以另一种形式活跃在战争里。
就单兵行为而言，现代与古代士兵也完全不一样了，古代士兵需要“风林火山”，坚定的依靠阵型杀敌，而现代的士兵更强调整体的统一指挥与机动应变，随着灵活的战术行动成为主流，士兵的体力消耗和运动复杂度也持续上升，大规模的运动战不仅消耗了人的体力，对后勤运输也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士兵根本不可能携带更多累赘的防御重量。
不过，现代某些场合依然需要更重的人身铠甲，比如排爆扫雷，工兵们装备的重型防护服为当代单兵防护之最，它们可以抵御一定程度内的炸弹破片和冲击波，但即便如此，大型或近距离的爆炸依然会轻易夺走他们的生命。再就是需要直面枪弹的特殊场所，比如特种作战，基于战术目的，特警、作战部队会根据需要在防弹衣上加插附加板块，这些插件主要以陶瓷、特种钢为主，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步枪的直射。
理论上NIJ III级的插板加防弹衣能挡住7.62*51mm子弹的攻击（级别为Ⅰ级、ⅡA级、Ⅱ级、ⅢA级、Ⅲ级、Ⅳ级）。不过一块NIJ III级陶瓷插板重量接近3公斤，钢板比陶瓷还要重三分之二，如果前、后、领、肩都放置插板的话，再来个3.5公斤的K6钛合金三级头，配上弹药、武器，作战重量不低于20公斤。
实际上，这20公斤只是理论数值，什么三级头，三级甲战场上很少遇到，但即便如此士兵的携行重量依然很高，美军早很多年前就做过报告，一线作战士兵装备物资总重超过了35公斤，为徒步行军、作战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现代战场又不能不带，尤其是许多编制外武器还要更多的占据额外携行量，比如火箭筒、迫击炮弹、机枪子弹等等。
要知道宋代步人甲根据今天的考据，也不过29.8公斤，最高也就35公斤，再加上长矛，一般最高40公斤，然而他们不需要长距离的跑动，不需要满地摸爬滚打做战术运动，不需要时而越野攻击，时而楼上楼下的巷战，更不需要车辆、直升机上不停的上下，只需要“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的按部就班运动，组成戈矛之林与敌方捉对厮杀。
如果把坦克装甲车这些“进化”出的额外装甲算进去的话，现代部队花在防御上的重量远大于古代部队，只是单兵作战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可相提并论罢了。如果将各种高级防弹衣拿出来比较，现代人的盔甲也并非就比古代人轻多少随着外骨骼、动力装甲技术在未来的发展，没准单兵防护方面又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产生出更重的现代化盔甲也说不定，钢铁侠、士官长离我们并不远。
中国古代都城的变迁史是怎样的，东西和南北轴线是如何变化的？
都城的选择，实际是由经济核心所在地决定的。经济核心是在气候变迁的推动下逐渐往东南转移的，都城位置也随之而变。从一场战事，说气候的变迁。河南古称“豫”，意思是有大象的地方。竺可桢先生认为：“豫字就是一个人牵了大象的标志，这是有意义的。”直到西周，还有把大象用于军事的记录。公元前1045年，管叔、蔡叔等人联合纣王的儿子武庚叛乱，叛军主力是商朝遗民。
周公让姜子牙总督东夷事务，自己带领周军主力镇压武庚的叛军。武庚自料打不过周公大军，便避重就轻率兵攻打姜子牙的东夷地区，打得姜子牙溃不成军。周公联合姜子牙，用了三年才把武庚镇压下去。能打得姜子牙抵挡不住，与周军硬杠三年，武庚大军的战力可见一斑。武庚大军当中，最让周人害怕，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象军”。这支军队应该是骑在象身上，一边驾驭大象猛冲，一边居高临下射箭。
这支军队碰到周军就是碾压，所向披靡，连姜子牙都无计可施。《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支独特的军队，“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大本营是河南的商朝，能有专业的“象军”。可见至少商朝河南一带是盛产大象，如果没有足够的数量，是不会成规模的运用于军事的。从魏国开凿的大运河~鸿沟，说一说北方的降水。据竺可桢先生考证，古代的北方中原地区在很长时间内是“水乡”，降水量是很丰富的。
竺可桢先生说，北方中原地区的降温、降水量减少是从西周初期开始的。然而，一直到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降水量依然很丰富。魏国首都大梁的附近有一个叫圃田泽的大型湖泊，方圆300里。公元前360年，魏惠王下令开凿从圃田泽到大梁渠，然后用20年时间向东南延伸，注入淮河。把黄河、淮河之间的主要水系连结起来，越国就曾经用船经刊沟把粮食运入魏国，支援魏国作战之用。
魏国因为鸿沟成为最富裕的国家，大梁更是成为天下最繁华的地方。然而，现在的鸿沟，已经完全干涸了。让人疑惑的是，魏国如此大的运河开凿工程，居然没有对民生造成影响，这与隋朝运河的开凿形成鲜明对比。其中唯一的解释，就是魏国水量丰富，开凿运河相对方便；而隋朝缺水，开凿的工程量太大，这从魏国方圆300里的圃田泽就能看得出。
气候方面降水量渐少、变冷，使得经济重心向东南缓缓移动。自西周开始，北方中原地区的气候朝着寒冷、干燥的趋势发展。到宋朝时期，北方的气候已经与今天相差无几。宋朝时期，因为寒冷干燥出现了很多以前没有的变化。大运河因水量不足不再经过洛阳，关中地区的“渭川千亩竹”消失了，大梁附近的300里湖泊也消失了，甚至宋朝还出现了“燃料”危机。
寒冷、干燥的气候使得北方地区植被减少，人们做饭取暖用得木柴供应不足。人们便对以前的“禁采区”下了手，甚至把历代皇帝陵墓上的树木樵采一空。李世民陵墓的树木也不能避免，连大宋皇帝专门下圣旨也保不住这些树木，让皇帝很无奈。受寒冷、干燥影响的不只是木柴供给，整个农业生产都受到了影响。宋朝人为保住“粮食安全”，养活上亿的大宋人民。
政府投入极大精力，一边引导民间采煤以代替木柴，一边积极发展南方的农业生产。在南方兴修水利，引进占城稻，湖广、江南迅速发展起来。随着农业重心的南移，经济重心也在缓缓南移。在经济中心南移过程中，由于我国地形西高东低，水汽从海上西进越远，降水量就越少。所以，同一纬度上东面临海的地方经济就比较发达。北宋末年，随着金国南侵，宋人南渡后海贸的兴起，经济重心彻底转移到了沿海的江南地区。
中国首都所在地的变迁。1，宋朝以前的长安~洛阳体系。在宋朝以前，北方的关中平原、华北平原的人口规模、粮食产量占据全国的首要位置。首都的选择，必须要把这两个平原的控制权放在第一位。商朝，关中地区刚刚被周人开发出农田，规模不大，商朝没有把关中地区作为重中之重。商朝首都没有把关中平原作为首要重点，首都一直在河南境内，重点放在了华北平原。
商朝末年，关中地区的农业被周人发展的颇具规模。周朝兴起后，把关中平原、华北平原作为重中之重。首都选择了镐京、洛邑体系，同时监控两个平原。此后一直到唐代的几乎每个朝代，只要能力允许，大都选择洛阳、长安这个都城体系。2，北京~南京体系。南宋时期，金国人为兼顾塞外老家和中原的领土，定都于中都（北京）。中都隔着燕山背靠草原、辽东，南凭借运河极尽中原之利，东有海运之利。
南宋则定都于临安。元朝时期，蒙古人为兼顾塞北老家，定都于大都（北京）。明朝前期，定都于经济重心的南京。后迁至北京，但是保留了南京的行政体系，实施南北双都制。清朝时期，少数民族出身的统治者，再次选择了北京做首都。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定都于北京，国民政府定都于南京。解放后，定都于北京。（本文原创，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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