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一词当然不是特指日本武士，武士作为一个阶级在日本历史上曾长期扮演重要角色——在日本武士是一种特定的社会阶级、一种身份，在相当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个阶层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他们甚至架空了名义上的日本最高统治者——天皇的权力。
日本武士真的会切腹自尽吗？
欢迎点击右侧关注呦 →日本影视剧中，大部分的武士或者军人自杀的时候，会选择切腹自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永祚元年大盗藤原义，被官兵围在家中，藤原义坦胸露腹，盘坐于堂上，提刀插入腹部一字切开，然后用刀尖挑出内脏扔向官兵，倒地而死。藤原义成为了第一个切腹自杀的日本人。后来这种自杀方式成为武士道最崇高的典范，每个武士都期待着某一天可以切腹自杀。
有人认为，藤原义出生在权贵世家，后人的模仿很可能是对权贵的变向崇拜。镰仓幕府以后，剖腹开始盛行。因丢失阵地或者拒绝投降而切腹的人，占了绝大多数。江户时代社会统治相对平稳，因为殉死而剖腹或作为刑罚的"诘腹"，成了社会主流。切腹者通常会请介错人，介错是为了在切腹完成之后马上砍下他的头，减少切腹人的痛苦。这就是传说中的补刀。
介错人通常是剖腹者的至亲，在日本被邀请成为介错人，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也有人说切腹来源于中国。春秋时期，大夫王苌弘，受到冤屈被流放到蜀地。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剖腹而死。战国时期，刺客聂政刺杀了韩国的相国侠累。因为害怕牵连自己的亲人，便挖掉自己的眼睛，剖腹自杀。这种以死谢罪的精神有可能通过徐福的出海传到了日本。
日本人的切腹是怎样进行的？
切腹可不是朝自己肚子捅一刀就完事的，整个过程非常的血腥残忍，在大家印象里，日本人似乎只要做了错事就选择切腹自尽，实际上，日本历史上真正能够做到自己一个人完成整个切腹仪式的人不到五个，因为切腹太痛苦了，超出了人类能够承受的范围。剖腹起源于一个叫藤原义的人，此人是个贵族，可是晚上的时候他便做起了大盗，官府想尽办法才锁定了他，就在官兵将其包围的时候，藤原义拿起刀，用力插入自己的腹部，然后将里面的内脏挑出来，扔向官兵。
我们不知道他为何要这样做，只是几百年后，这种死的方式成了武士道最崇高的死亡方式。剖腹是每个日本武士必须要会的，即使不敢，那夜得嘴上说自己时刻做好剖腹的准备，镰仓幕府之后剖腹开始盛行，剖腹者首先要沐浴更衣，穿好最为庄重的衣服，将剖腹的刀放在正前方，这个时候他便开始写遗言，一切准备好了之后，剖腹人会将衣服解开，拿起武士刀，用力的捅向自己的腹部，先从左到右割一刀，然后向上来一刀。
能做到这一步的剖腹者其实已经非常厉害了，这个时候会有他最信任的人上去给他的脖子狠狠一刀要其性命，当然脖子是不能砍断的。这种补刀的人被称为介错人。其实按理来说，剖腹的死法就是自己割个十字，然后内脏流出，等待死亡。只不过这种方式没人能够做完，于是才有了介错人的存在，其实日本历史中切腹的人一开始不多，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本在二战的时候，很多士兵在犯错之后，都会选择剖腹，这在他们看来是无比光荣的。
二战末期，苏联是怎么对待日军战俘的？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150万苏军兵分三路进入东北，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被歼灭八万三千人，被苏军俘虏了五十九万四千人，这近六十万人的俘虏全被苏联押回西伯利亚。那么苏联是怎样对待这些战俘的呢？苏联对待战俘的方式，才真正能起到了惩戒，物尽其用的效果，所以即便到了今天，日本人还是很怕俄国人的，敢怒不敢言。
二战苏联的损失也很大，日本和苏联曾经在诺门坎就交过手，苏联在远东地区工业，经济相对比较薄弱，西伯利亚有广袤的森林和矿产资源，但是要开发却非常的困难，所以在这样背景下，这近六十万的战俘就成为了免费劳动力。苏联专门为这些日本战俘，设立了267个战俘营，让他们集中劳动，服务于苏联的战后重建，对于这些的战俘，主要从事伐木，开采矿产资源，修路，修建军事设施等等，如果这些战俘中，有一技之长的，也会被苏军安排去做特殊生产，这是大多数日本战俘在苏联改造时的生活。
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军国主义逐渐形成，并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思想也对日本国民进行了洗脑和思想控制，所以二战时期的日本人是非常疯狂的，苏联的战俘营也是戒除军国主义毒瘤的最佳场所，苏联会给所有的日本战俘进行思想教育，帮助他们修正扭曲的价值观，重新做人，并给改造得好的部分战俘一定的物质奖励。但是很不幸的是，西伯利亚物资匮乏，环境条件也十分的恶劣，又因为二战才结束不久，苏联本身物资也非常的匮乏，而战俘本来就低人一等，补给的食品，医药就经常会出现短缺，质量也相对较差，西伯利亚到了冬天，严寒是对人最大的考验，战俘们没有保暖物资，所以很多日本战俘因为严寒，饥饿或是重体力活死在了苏联。
酷爱割腹的日本武士阶层，是如何形成的？
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应该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靠不住的农民部队当时的桓武天皇还不完全是个废柴，手下还是有一部分武装：防人。防人的组成，是由除奴隶之外的农民、商人等家庭壮丁都要为天皇服役，其实就是传统的征兵制。桓武天皇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君主，很想将自己的势力向北本州岛扩张，一动真格的不要紧，问题出来了。服兵役的防人多是农民出身，战斗力十分低下，再加上日本本来就地广人稀，把人来出去打仗，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桓武天皇权衡了半天，觉得靠农民征服天下基本上不可能。
于是他盯上了分布在各地的地方豪强，可以说，这也是天皇逐步沦为傀儡的开始。桓武天皇的命令但若想成就事业，就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武装才可以，桓武天王情急之下，向地方豪强发布了命令：谁能为天皇效忠剿灭反对势力，便封他为征夷大将军。一时间群雄并起，颇有点我国三国时期群雄共讨黄巾的意思，当然，也造成了相同的结果：地方豪强势力开始壮大起来。
地方豪强很快组建了私人武装，招募来的士兵都以豪强地主为宗主，对其忠心耿耿，豪强与这些职业士兵，便组成了最早期的武士阶层。武士阶层的正式形成私人武装的组建，便导致了更多的征伐不断，在互相攻伐的过程中，大鱼吃小鱼，天皇逐渐变得连个虾米都不是。直到一个叫源赖朝的武士首领脱颖而出，被封为“征夷大将军”，建立了镰仓幕府，标志着武士阶层统治的幕府时代正式到来。
大家不要被影视剧误导，因为所谓的日本武士就是拿着刀砍人，砍不过就切腹的愣头青大老粗。武士并非印象中的大老粗事实上，对于武士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基本上一名合格的武士都要是文武全才。首先，剑术、马术以及射箭这些作战基本技能必须熟练掌握；其次，便是能熟读兵书韬略、认识汉字、精通书法，最后也是最重要，要有过人的胆量。
钝刀子割肉，日本武士是如何被慢慢消灭的？
武士的风光过去明治维新前，江户幕府（1603-1867）时代的日本社会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而日本的“士”就是指统治阶层——武士阶层，居日本享保六年（1721年）的人口统计，全日本约有3000万人，其中，武士约占总人口数的6%-7%，也就是200万人左右。虽然武士阶级只是日本总人口中的少数，但是200多万的人口数量，也绝对能说是一个小数目。
日本的武士阶级，是非劳动阶级，他们的主要社会职责是充当职业军人和警察，拥有“苗字带刀”、“切舍御免”等凌驾于“农工商”等劳动阶级的特权。也就是是说，日本武士不但可以不从事劳动生产，而且还可以享有佩刀、拥有姓名（即苗字权，古代的日本普通百姓是没有姓氏只有名字的）、杀死百姓不犯法等特权，他们的责任就是保护藩主，为自己的主公征战沙场，维护藩主的利益，而他们生存的经济基础便是藩主赏赐的俸禄，同时还是社会上备受敬仰的人物。
明治维新日本武士走向消亡之路日本明治维新深刻地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和社会结构，日本的武士集团（主要是下层武士）本来是明治维新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但是，大时代的变革往往是不以某些个人或者某一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维新后的日本正在急速的从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向近代资本主义国家转型，消灭封建参与，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是大事所驱，不可阻挡，曾是明治维新运动功臣的日本的武士阶层也不得不面临逐步走向灭亡的道路。
1.在政治上被剥夺特权——从“废藩置县”到“四民平等”1868年维新政府成立后，便开始着手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割据势力。1869年1月在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的带头下，20个藩联名提出“版籍奉还”，要求将自己所属的土地和人民归还给明治政府和天皇统一管理，其后，剩余的200余个藩也纷纷效仿，版籍奉还以和平的方式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切断了武士与封建领主之间的联系，武士阶层开始走向瓦解。
1870年，日本明治政府开始推行废藩置县的政策，原有的藩国变成了县，原来的藩领主变成了县知事或者迁居东京成为了“寓公”，藩镇割据彻底被消除了。之后，明治政府颁布了“四民平等”令，取消了原有的“士农工商”的四种社会等级的分类。开始将日本社会的等级重新分为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四个等级，而且在法律上规定“四民平等”，允许华族、士族、平民自由通婚、经商、迁徙。
武士可以脱刀（在过去是不允许的），废除了武士的“格杀勿论”令，武士不可以再随地意杀害百姓。至此，武士在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已经被剥夺了，但是，政府仍然要给士族阶层（旧武士阶层）发放俸禄。而这巨额的财政压力和维持旧武士们苟延残喘的经济基础——俸禄，便成为了明治政府下一步要改革重点目标。2.在经济上彻底消灭武士——致命金禄公债在武士们逐步放下佩刀之后，明治政府分四个步骤逐步的剥夺了武士的经济基础。
首先是削减俸禄，其次是命令武士贡献俸禄，再次是将原来的禄米改为货币支付，最后，也是最狠的一招，那便是发行金禄公债。金禄公债是在1876年8月，明治政府命令一切领取俸禄的人一律将俸禄献出，政府一次性发放公债券，自发行之日六年起以抽签的方式30年内偿还。当时领取公债的武士约有31万余人，公债发行总额约为1.73亿日元。
但是绝大多数武士都没法等到金禄公债的兑付之日，巨大的经济压力使得绝大多数的士族武士，将公债底价提前卖给了商人和高利贷老板，换取生活费和用于偿还债务，甚至是饮酒作乐……。很多底层武士也因此直接沦为小生产者、工资劳动者、车夫、甚至成为了日本的近代无产阶级。放下了武器、没有了收入来源又没有劳动技能的日本武士，在明治维新后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便从风光无限的统治阶级沦为了平民百姓甚至是赤贫者，巨大的心理落差也激起了武士们反抗的情绪。
武士最后的反抗之路——西南战争其实，自1876年发布《废刀令》开始旧武士集团的“叛乱”活动就在一直持续发生，而这些运动的高峰便是，于1877年，由著名的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兴隆盛所领导的“西南战争”。1877年，西乡隆盛领导4万余名日本不平士族发动叛乱，与政府军在九州地区展开激战，西乡在鹿儿岛城山兵败自杀。
此乃武士集团反抗活动的巅峰，也是最后一次以武士的名义，有组织、成建制抵抗运动。尾声金禄公债发行后，在大部分武士没落的同时，一些资本雄厚的华族和士族，在收购金禄公债和接受政府的“官产下放”的历史际遇下大赚特赚，摇身一变成为了大资本家和银行家。所以，如果说日本的武士完全的在这场变革中被消灭殆尽，其实也是一种偏激的想法，因为有一部分武士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以另一种姿态，重新回到了新的历史舞台的中央。
日本武士被蒙古人第一次进攻，为何会被打的找不着北？
忽必烈当上蒙古大汗后，多次遣使去日本提交国书，可是日本人根本不鸟他。这让忽必烈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发动2次入侵岛国的战争，可惜全部没有成功。然而，大陆军团的到来，还是深刻影响日本。就军事而言，13世纪的大陆集团作战、先进的武器装备，让日本武士大开眼界。刚开始，日本人被打的找不到北……1274年，蒙古远征军渡海攻击日本，这是1次让双方都感到尴尬的战斗。
擅长陆战的蒙古军团，不得不放弃大批的军马，坐上船去岛国准备徒步作战。擅长单打的日本武士，不得不适应步兵队形、弓箭齐射的大陆战法，个人性决斗难以发挥。这里就不提双方的兵额数，实在是双方记载的数目太过五花八门，夸张的有日本的《八幡愚童训》，上面记载己方军队10万、蒙古军团100万。参考现代考证，《剑桥日本史》认为参加的日本武士大概在4000到6000人，外加数量庞大的足轻（步兵）队伍，而登陆博多湾的蒙古军团大概在3到4万。
蒙古远征军一路驶来，先后攻克对马岛、壹岐岛，突袭松浦半岛、鹰岛，在外围打得十分顺利。日本人根据情报，正确判断出蒙古人会在博多湾登陆，向日本内陆挺进。当时的日本人，在镰仓幕府的统治下，已经100多年没打硬仗了。面对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团，他们的弱势很明显，无论是武器还是战术……除了锋利异常的武士刀之外，日本人还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武器。
像武士穿的大铠，远比蒙古甲胄要沉重；像日本长弓，射程不及牛角制的蒙古弓；像远程武器，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弩炮、震天雷等火器装备。话说，蒙古军团在博多湾登陆，立马组建密集队形，敲锣打鼓号令部队。日本没打过这样的仗，他们散乱分布在海滩上，压根没1条稳固的阵线。当时的远征军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这群缺脑筋的家伙……日本武士从小训练，其个人战斗能力自然不低，然而面对黑压压的人群，他们习惯的战法根本没用。
而日本早期足轻军事素质很差，他们是乌合之众，战力弱、意志薄、缺保护……登陆的蒙古军团，一开始就让日本人陷入慌乱之中……集结的弓箭手搭弓放箭，成千上万涂着毒药的弓箭夺去很多人的性命；步兵们手持长矛，踏着整齐的步伐压来；更要命的是火器，震天雷发出的爆炸巨响，让日本军马受到极度惊吓，甚至炸得武士分不清东西南北……尽管日本武士没有进行任何有组织的进攻，但是武士的赴死之心配上锋利的武士刀还是很可怕，双方陷入混战之中。
大战半天后，日本人终究无法阻挡远征军，他们被迫后撤数公里……幸运降临到日本人头上，蒙古军团并没有选择在岸上过夜，他们全部回到船上过夜。假设蒙古军团留在岸上，第二天继续发动进攻，攻入日本腹地几乎可以肯定。第二天，日本人发现海面上的蒙古舰队不见了，很多文献记载“蒙古舰队遭遇神风”……1274年“神风”可疑性很大，不像忽必烈1281年征日，后者被公认为遭受到台风的袭击。
无论如何，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双赢”，因为交战双方都宣传为自己获得胜利。《元史》这么说，刘复亨将军击败日本武士，耗尽所带弓箭，无法继续发挥齐射威力。就这样，蒙古军团战斗1天后撤回朝鲜，他们不仅没有受到忽必烈的责难，甚至皇帝还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任务。即便自认为“神国”的日本，像《蒙古袭来绘词》《八幡愚童训》等重要文献里也没有记载风暴拯救日本的事，所谓的神风大都来自传闻，可信度并不高。
日本武士最初是怎么产生的，他们效忠的对象是日本天皇吗？
”武士“一词当然不是特指日本武士，然而武士作为一个阶级在日本历史上曾长期扮演重要角色——在日本武士是一种特定的社会阶级、一种身份，在相当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个阶层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他们甚至架空了名义上的日本最高统治者——天皇的权力。日本的早期历史是比较晦涩不明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日本还没发明文字，因此早期的日本历史要么是以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的形式流传，要么见于古代中国典籍的记载之中。
由于受制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因此中国典籍基本只记载了倭奴国、邪马台国前来朝贡的事迹，而在此之后日本就从中国的典籍中蒸发了，再也见不到相关的记载。从魏明帝曹睿册封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之后日本从中国史籍中消失了数百年时间，直到相当于我国南北朝末期日本列岛已基本被大和国统一之后才又在中国典籍中出现关于日本的记载，至于这个大和国和之前的倭奴国、邪马台国究竟是何关系至今仍存在争议。
公元646年正月大和朝廷正式颁布《改新诏书》，以此为标志开始了效法大唐文明的大化改新——日本按中国大唐王朝的模式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具体到军制改革方面：当时的大和朝廷在首都置五卫府，地方设军团。全国男性均有在军中服役的义务。当时每个军团一般维持在1000人左右的规模（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军团的兵源在农民之中征发。当时日本效法隋唐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废除皇室的屯仓、贵族的田庄以及部民，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收归国有，变成“公地、公民”。因此当时日本的军团制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隋唐府兵制的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兵役制度——其核心在于：国家将皇室占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而农民则为国家承担兵役。这就注定这种兵役制度将和隋唐府兵制一样随着土地兼并现象的日益严重而难以为继。
大化改新后的日本效法大唐的均田制而制定自己的土地制度，其基础建立在公地公民的经济关系上——土地公有，国家按“班田收授法”分给公民口分田，公民则必须向国家交纳租、庸、调，并为国家服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无主荒地被开垦出来。奈良时期实行的“三世一身法”和“垦田永年私财法”实际上意味着朝廷对土地私有化的承认。
新兴的私田地主出于免税和寻求庇护的考虑往往将土地所有权名义上捐献给皇室、贵族或寺社，因为这些特权阶层享有免税特权，如此一来形成了大量世家贵族名下的寄进制庄园。随着寄进制庄园的大量涌现，贵族们实际并没足够的精力打理自己名下的所有庄园土地，于是就任命那些开发土地的原主为庄官，负责实际管理和经营土地，自己收租即可，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土地名义所有权和实际管理权的分离。
后来日本为限制土地私有，又推行了知行国制：授予部分贵族特定国的国司推荐权，并给予公领地的收益，是为“知行国”，国司原本为律令制下管理地方的行政官员，至此而一变为公领的受领者。国司进一步将土地经营权和行政权分给乡司、惣司、保司实际执掌。庄园和公领由于互相争夺土地资源而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事实上无论是庄园还是公领都出现了名义拥有权和实际经营权的分离，形成了日本特有的庄园公领制。
在这种制度下原本律令制的班田和租庸调制崩溃了。担任国司和庄官的人都要承担向中央或领主交纳税收的义务，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将领地内的部分人武装起来，同时朝廷出于安定地方社会治安的需要，也把捕盗、征税等权力下放给国司，形成了“国衙军制”。因此地方的国司和庄官逐渐演变为军事贵族，武士集团形成了。到11世纪武士已经成为日本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并被分割为两大集团：桓武天皇的后裔桓武平氏和清和天皇的后裔清和源氏。
两大集团开始了争夺政权的斗争，经过长期的斗争后平氏家族在其领袖平清盛的带领下击败源氏，成为日本实际上的统治者。平清盛生于元永元年（1118年），是桓武平氏领袖平忠盛的嫡子，至于平清盛的母亲通常认为是祇园女御（但也有说法认为不是）。祇园女御本是白河天皇宠妃，日本的古典名著《平家物语》甚至认为：平清盛的母亲是在怀有白河天皇之子后才被赐与平忠盛，因此也有平清盛其实是白河天皇私生子的说法。
平清盛在大治四年（1129年）被授予从五位下左兵卫佐的官职。久安二年（1146年）平忠盛因为讨伐海盗有功升任刑部卿，平清盛则接任其父原有的官位从四位下中务少辅兼安艺守。这一役并且让平家掌握了濑户内海的制海权此一莫大利益。之后平清盛与父亲一同致力于扩大在西日本的势力，同时开始信奉位于宫岛的严岛神社之神祇。
仁平三年（1153年）平忠盛去世后接班人平清盛开始成为京都伊势平氏一族的领袖。保元元年（1156年）七月十一日平清盛在保元之乱中与源义朝联合支持后白河天皇并获得最终的胜利，因而赢得后白河天皇的信赖，于是升任播磨守及大宰大贰。然而此后清盛与藤原通宪（信西）联手扩张其权力的企图让藤原信赖与源义朝大为不满，两人于是举兵对抗之。
这就是发生于平治元年（1159年）爆发的的平治之乱。源义朝乘平氏家族离开京城参拜神社之机，联合藤原信赖拘禁上皇和二条天皇。在外的平清盛闻讯，立刻赶回京城，击败源义朝，诛杀藤原信赖，源义朝在逃至尾张时被手下杀死，以源义朝长子源义平为首的许多源氏族人均被处死，也被捕的义朝三男源赖朝则被处以流放至伊豆国之刑罚。
自此平清盛打下了武家政权的基础。平治之乱结束后平清盛支持年少的二条天皇亲政，不过在其妻平时子的同父异母妹妹平滋子与退位的后白河上皇生下宪仁亲王（后来的高仓天皇）后平氏一族就开始期望宪仁亲王能够继承天皇之位。这造成了二条天皇的不满，并且因此将平时子及平滋子之兄平时忠处以流刑。反之平清盛逐渐向后白河上皇靠拢。
在二条天皇因急病过世后平清盛和后白河上皇联合册立宪仁亲王为皇太子。之后平清盛和后白河上皇之间的关系还延续了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同时他的官位也节节高升：从永历元年（1160年）升任正三位参议，应保元年（1161年）升任检非违使别当，永万元年（1165年）升任兵部卿兼权大纳言，仁安元年（1166年）从正二位春宫大夫升任内大臣。
仁安二年（1167年）并且打破惯例，未经升任左大臣及右大臣的程序便直接升为正一位太政大臣，平清盛也因此成为从一介武士位极人臣的第一人。然而不久后平清盛却突患重病，甚至一度病危，因而平清盛只担任了三个月左右的太政大臣便辞职归隐并且出家，之后人称“相国入道”（入道是出家的意思）。不过他并未因此释出实权，仍然掌控大局。
同时平氏一族也盛极一时：不但独占朝中的重要官职；在全国各地拥有多达五百多座庄园，并且因为推动日本与中国宋朝之间的海上贸易而赚取暴利。因此才有了平时忠口中的“没有平家一族，其他人就没法生存。”尽管平清盛作为日本首位掌握政权的武士不仅控制了西日本半壁江山，而且积极开展对宋贸易，积聚起了大量财富并获得了外戚的显耀地位，开启了武士执政的先河。
然而平清盛其实是从武士身份起家而积极向朝廷贵族靠拢——他其实和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权臣一样是在朝廷内部挟天子以令诸侯，然而后来武士阶层却在日本建立了自己的幕府政权，于是在日本形成了幕府实际掌握政权并架空天皇，然而无论幕府政权如何更迭始终不影响皇室的独特格局，日本皇室也因此成为世上现存自古老的皇室，号称”万世一系“。
然而武士说到底是效忠于自家主公的私人兵马，天皇则被视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名义上的统治者而和自己并无太大关系。那么为什么后来的日本武士不像平清盛一样在朝廷内部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在天皇朝廷之外开创自己的幕府政权呢？平清盛虽然贵为日本实际上的统治者，然而从一开始他就没能真正控制全日本——毕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各家武士团其实是听命于自家主公的，谁管京都朝廷到底是天皇或是平清盛实际执政呢？平清盛其实也不能对各地武士团直接发号施令——不仅他不能，后来的历代幕府将军也不能，说白了所谓的幕府将军只是日本众多诸侯大名中最强势的那一个，可以凭借强大的实力压制地方势力，但却不能直接干预地方事务。
正是基于这样的客观现实，平清盛并未将被自己打败的源氏家族赶尽杀绝，而是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这意味着那些主动顺服于平家的源氏领主可以在平家的庇护之下保住自己的封地。对于源氏家族中那些和本宗关系较为疏离的支系网开一面进行拉拢倒还可以理解，不过平清盛居然还放过了自己最大的政敌源氏领袖源义朝的两个儿子：源濑朝和源义经。
放过源义经的原因是平清盛在消灭源义朝后纳源义朝的侧室常盘为妾，也许是因为爱屋及乌而对源义经网开一面吧。至于源濑朝却是因为平清盛的继母因为觉得其与自己过世的儿子相似而被放过，这也未免太任性了吧。当然此刻的平清盛根本预料不到自己放过的这两个源氏后裔会给平家带来什么，也许在送源濑朝去流放地时他还会来上一句“好好睁大你24K纯钛合金狗眼看着我平家是如何征服天下哒！”公元1180年（治承四年）平清盛把未满三岁的外孙立为新天皇即安德天皇。
原来的高仓天皇被尊为上皇，实则是被软禁。高仓上皇曾乘坐宋朝赴日贸易的商船出海进行政治谋划，掀起讨伐平氏势力的活动，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受制于平家。然而正如老话所说”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就在平家势力鼎盛之时三股无法坐视平氏专政的势力也已然成形：除了必然对之不满的皇族及贵族外，武士族群也因为平氏的贵族化，利害关系已经与其渐行渐远而大感不满。
于是在治承四年（1180年）激起了反抗平氏的第一波浪潮：源赖政拥护后白河法皇次子以仁王以对抗平清盛。然而迅速反应的平清盛立即派四男平知盛领军征讨之，最后败逃的以仁王和源赖政两人都被诛杀。然而以仁王讨伐平氏的令旨仍然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播。1180年八月被清盛流放到伊豆国的源赖朝与其正室北条政子的娘家北条氏联手举兵。
九月信浓国的源义仲也举兵反平氏。为了防止源赖朝的势力坐大，平清盛派遣由嫡孙平维盛率领的大军进入关东。杀入关东的平氏大军在源赖朝起兵当月就令其品尝了一次惨败：石桥山之战源赖朝以三百骑兵力，与平氏武将大庭景亲三千骑兵力正面对峙，结果遭惨败，兵力所剩无几，“遁入山中”。这次失败对源赖朝的教训颇大——从日后的多次战役中可以看出：他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即在没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尽量避免与敌进行正面攻坚战。
从源氏与平氏的几次大决战过程中源赖朝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战略上求稳，战术上求快，不打则己，一打必胜。1180年阴历十月的富士川之战是源赖朝举兵后的关键一战。这时虽然源赖朝的兵力已相当庞大，军队的战斗力也胜于平氏军，但是源赖朝并没有轻敌。在正面摆出决战态势的同时采取迂回包抄战术，令武田信义率军在夜深入静之时包抄敌后。
武田军通过富士沼泽地时惊动了群集在沼泽地里的水鸭，群鸭惊恐，鸣叫乱飞，“羽音编成军势之壮”。平氏军突闻源军自背后袭来，吓得失魂落魄，慌忙逃窜，源氏军不战而胜。这次战役的胜利大大削弱了平氏的威势，平清盛在失败中一病不起，于翌年阴历二月一命呜呼。源赖朝相继占领房总、武藏、相模等地。1180年阴历十月源赖朝进京，朝廷任命他为权大纳言兼右大将职。
12月源赖朝离京返回镰仓，称“镰仓殿”，同时源赖朝为统一管理御家人建立了侍所。1183年源赖朝建立东国政权，同年朝廷颁布《寿永宣旨》，承认其在东部之统治权。与进入京都的武将源义仲和西国的平氏对立。1184年派其弟源义经率军西征，讨灭源义仲。次年源义经发动经坛之浦之战消灭平氏。同年源赖朝以追捕与院政接近的兄弟源义经为由，在各地设置守护、地头职。
可随着赖朝势力的扩展有许多行政和司法事务要处理，那么建立相应的家政机构，便提到日程上来了。并于1184年阴历十月六日，正式建立了公文所，负责处理行政事务。由大江广元任别当，中原亲能任次官，藤原行政、藤内远元、甲斐四郎、大中臣秋家等为寄人（评议）。二十日成立问注所，负责“诸人诉讼”的裁诀，由三善康信任执事。
至此日后统治日本七百余年的幕府制度正式创立。幕府其实说白了就是凭借武力建立的军政府，当时的日本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分成大大小小的藩国，各藩国由不同的诸侯大名统治。幕府从本质上而言：其实也是一介诸侯大名，只不过是所有诸侯大名中实力最强大的那一个——是普通大名和日本天皇之间的一个中间人：对上要效忠天皇；对下管理各个普通的大名。
幕府的权力就理论上而言来自于尊皇，在名义上幕府也承认天皇是日本的最高主宰，而自己是天皇的臣子。不过理论归理论，实际上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日本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现象是存在的，只不过更迭的都是幕府——自幕府制度诞生之日起日本一共经历了镰仓、室町、德川三任幕府的统治，不过无论这些幕府将军如何更替，一直还是比较尊重日本皇室。
根本原因是：日本特殊的政体——天皇并不干涉幕府的利益斗争，对幕府也没有什么威胁；而幕府将军只是实力更强的大名，没必得罪皇室，招致其它大名的联合反对。事实上整个幕府时代天皇都近似于傀儡。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日本皇室所谓的万世一系恰恰是万世一系的傀儡。承久三年（1121）后鸟羽天皇号召讨伐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义时，结果镰仓武士集结起十九万大军，最终挫败了万余名朝廷军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幕府就占领了京都、设立了新天皇，将后鸟羽天皇流放，参与反对幕府活动的贵族和武士被悉数处死。
此后幕府在京都设六波罗府，由六波罗探题负责京都治安和监视朝廷。天皇失去了掌握军队的权力，也失去了夺回朝政的可能。此后幕府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任何力量若要挑战幕府的权威，哪怕是天皇也被认为是叛逆不道，在日语中出现了“天皇御谋叛”一词。在和皇室作战前幕府执权北条义时甚至放话道：“天皇陛下既然好战，那我们就献上十万大军作战给陛下观看”。
但也该看到：这些实力派新兴武士的内心深处虽藐视皇室的军事实力，但对其残留在人们心中的威望始终有所忌惮：皇室在精神上所具有的不可侵犯性在七百余年的幕府时代其实一直存在——尽管新兴的武士政权可以架空皇室，但却没任何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废黜皇室。北条义时本人就时常害怕遭受天谴，他甚至偶尔会魂不守舍——曾因一个霹雳震坏府上的厨房而特地向幕僚咨询吉凶。
1868年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武士政权德川幕府的统治终结了。1872年明治新政府颁布了征兵令。在此之前当兵是武士阶级的特权，然而在征兵令颁布后凡年满20岁的成年男子一律须服兵役。有种说法认为：西南战争是穿皮鞋、用洋枪的农民子弟打败了穿木屐、用太刀的武士阶级。这种说法虽过于绝对化，但的确有一定道理——实际上西南战争的确是明治新政府按全新的征兵、练兵模式招募而来的以农家子弟为主的新军用更为先进的西洋装备战胜了由武士阶级为主的叛军。
征兵令颁布之后武士被剥夺了佩刀的权利和时代相传的俸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以各藩藩主为代表的上层武士由于得到了新政府用于赎买其特权的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而转型为资本家阶级，然而当初积极投身尊王攘夷运动的下级武士则日益陷入困顿之中。在新政府看来：这是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必要之举，至于武士阶级的铁饭碗被打破后下级武士要么选择像上层武士一样兴办实业，要么像普通百姓一样务农做工，总之得要自食其力，不能再靠国家供养。
新政府这么想其实并没错，可下级武士们也有自己的道理：他们是为明治新政府的建立流过血的，到头来自己成了改革的牺牲品。1876年明治政府以有息债券的形式一次性偿付武士的退休金，在政府看来：这已是仁至义尽了——农民、工人还没从政府领到过任何东西，而武士拿着这些债券可以进行各种投资。然而这一政策高估了下级武士的智力水平，以致于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
在政府看来：你不会经营是你的事，我已做到了仁至义尽；可在下级武士看来：自己提着脑袋推翻幕府换来的就是自己的衣食无着。双方的矛盾迅速扩大，终于在1877年2月引发了西南战争。到这年七月明治政府成功将叛乱武士镇压下去，至此武士作为日本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彻底成为了历史，然而武士阶级所遗留下来的好战风气却并未成为历史，以致于当武士阶级早已成为历史之时武士道传统却被奉行军国主义的日本政府用作士兵的行为规范。
古代，日本武士有权杀害冒犯他的平民，那么平民岂不是经常被欺压或杀死呢？
一个武士极其悲催的“无礼讨”扯淡之前先讲个故事吧，话说当年在日本的尾张藩有个家臣叫朋饲佐平治，这哥们当然是个武士，享有题主说的那些特权。有天这货好模好样的出去溜达，结果被一个不长眼的町人（大抵就是城镇里的商人、工匠之类的）给撞了一下。被撞得老腰生疼的武士大人自然极其不爽，喊出了东北人引战排行榜第二的名句，“你特喵瞎啊”？其实武士到也不是真想来个“无礼讨”，大约就是想让町人道个歉就完了。
奈何那个町人是吃生米长大的，华丽的无视了武士大人，直接开路伊玛斯。气急败坏的朋饲佐平治很想拔刀将这货砍死，奈何他不敢，因为当时法律规定执行“无礼讨”的对象如果手无寸铁或者压根不还手，你把他杀了也会被主家视为举止不端，轻则没收家产，重则褫夺一切身份。聪明的朋饲佐平治很快就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哥们解下自己的胁差（小短刀），追上町人递了过去。
并表示老子也不欺负你，借你把刀，咱俩现在就开磕，生死各安天命！在朋饲佐平治的计划中，那个作町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不接刀跪下给自己认错，这样就保住了面子。要么接过刀跟自己交手，这样即使砍死他也符合“无礼讨”的全部要素，自己不会被惩罚。可惜町人的智商明显碾压朋饲佐平治先生，他找到了第三条路，接过胁差，一个弯道就跑没影了，留下迷茫的武士在风中凌乱。
更缺德的是町人拿着他的胁差四处吹嘘，声称自己打得武士先生跪地求饶，这把胁差就是战利品......可怜的朋饲佐平治先生从此陷入人生低谷，家主鄙视他，同僚嘲笑他，连街上的路人都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这家伙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黑暗，以及世界深深的恶意，他只能躲起来逃避残酷的现实，沉默中朋饲佐平治先生选择变态，他在某个深夜杀掉町人全家，然后被处以极刑......复杂的合法砍平民条例相信看过上面的故事大伙应该对朋饲佐平治先生报以深切的同情，身为武士想砍一个平民居然落得如此下场，还有天理吗？还有法律吗？！事实上关于这件事儿确实有法律约定，法律来自德川家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
德川吉宗在1742年仿造明朝的律令制定了《公事方御定书》，在日本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典，这套法典分上下两卷，上卷81条，下卷103条，关于武士砍平民的规定就记录在第71条的追加项中。这个条款可以叫“切舍御免”，也可以叫“无礼讨”，执行的前提顾名思义必须是平民对武士存在难以忍受的冒犯行为。所谓冒犯行为可以是冲撞武士身体或者佩刀、不给武士让路、横穿大名（诸侯）出行队伍，或者坐在比武士更高的地方等。
但是即使平民有这些行为武士也不能拔刀就砍，因为其程度尚不足以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武士必须先对行为进行斥责或警告，如果对方服罪或认错就不能砍人家（记得故事最初那句“你特喵瞎啊”吧），否则武士就会被惩罚。当警告无效后，武士就可以进入拔刀砍人阶段了，但是这阶段还是需要谨慎操作，首先旁边最好有个与双方都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否则砍完人后无法证实自己确实受到无法忍受的冒犯，那么武士还是会受罚，严重的会掉脑袋。
其次对方同时获得持械反击权，人家可以无视身份地位攻击你，如果不小心被平民给挂掉，那武士也算白死。换言之这个“无礼讨”更像一种决斗权，而非直接处置平民的权力，不能乱用。更缺德的是如果对方手无寸铁或者放弃抵抗，你最多只能殴打他一顿，不可以随便杀人。虽然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但是一般家主会认为肩负镇守国家、征讨外敌责任的武士品行不端，很容易受到剥夺身份或没收财产的重罚。
以上条件你全部满足后也千万别得意，这事儿还有下文，当你把那个无礼的混蛋砍杀后千万不要直接回家。必须第一时间到役所报告事情经过，并把佩刀作为证物留在那里，接受一切必要的调查。杀人毕竟算大事件，无论对错你也必须在家里闭门思过20天，在纠结中等待调查结果。如果你的证人十分给力，那么恭喜啦！“切舍御免”成功，20天后又是一条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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