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后作为一介妇嬬对万历中兴有着不可抹灭的历史功绩。但对张居正的特殊对待使其权柄过大，咨意枉为，又功高盖主。据野史载：自隆庆皇帝逝后，李太后为推动改革不得不台前幕后抛头露面，与张居正等一般朝臣频繁而亲密接触；加之张居正为李太后验明正身(厘清万历母子关系)，巩固其地位和身份，在李太后面前，张居正又是一个坚定的不折不扣的支持者。
期间和张居正建立了一份特殊的感情，甚至萌生了男女之间的暖昧情愫。所以李太后对张居正“惜于面孔，慕于才华，醉于情怀”，在张居正一幅正义凛然的美髯下始终含情脉脉，低吟以对。但却由此铸成了日后张居正被万历皇帝疯狂清算的悲剧。张居正改革张居正于万历初年与冯保一起成功扳倒内阁首辅高拱后，加之李太后的大力支持便萌生了改革的念头。
之前，他便看到了明王朝每况愈况的衰迹，指出当时社会存在的几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针对时弊大刀阔斧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一一一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历代以来贵族的特殊权义，厘清冗余；从上层建筑开始实施通透改革。推出“考成法”，从中央到地方对各级官员实行年度绩效考核，政绩与经济利益挂钩，从根本上扭转了已渐腐化的政风，“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政治改革后便着经济改革，广推“一条鞭法”(后世仍有沿用)，丈量国土，摊丁入亩，通过实际收益按比例缴纳税赋，发展生产力，提高了老百姓委身田间地头的积极性。至此，国力蒸蒸日上，国库充盈(年余300万两，改革末期国库库银共计1520万两)，国家欣欣向荣。军事上，为抵御蒙古鞑靼入侵，调任驻守海防的一代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门，李成梁守辽东；在东南沿海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基本肃清了困扰明廷多年“南倭北虏”的边患。
经过一系列改革后，一改前朝暮沉，边境无忧，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一时间政通人和，世风更迭，史称“万历中兴”，因由张居正主导，又称“张居正改革”。可好景不长，自万历亲政后，因诸多因素，他彻底废止了“张居正改革”，否定了张居正的丰功伟绩，亲手摧毁了万历初期众志成城、苦心经营的大好局面，摒弃了改革成果，遗弃了黄金十年。
不仅如此，万历还泄私愤(个人认为是张居正对幼时万历的严加管教以及和李太后的暖昧情愫所致)，他把张居正从坟墓里挖出来差点鞭尸；然后抄没家产；把张府一家十几口人封锁于府中，每个房间用铁钉钉牢，命将士把守，包括家仆一起在房间里被生生饿死，其情其景，凄惨无比。《明史》对张居正的评价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于政隳，不可谓非干济才。
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综上所述，分析一下张居正为什么没有篡改江山，自己做君王。首先他具有篡改江山，问鼎天下的实力，但他跳不出封建社会家天下的固有思维，希望通过出仕体现人生价值；手中掌握着胜似帝王的实际权力，害怕抵制李太后，遭至朝臣反对，导致血腥厮杀，得不偿失；担心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为何清军衣服上有的写着“兵”，有的写着“勇”？哪个更厉害？
其实不止是清朝，另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元朝”也有这等类似的区分，实际上“兵”与“勇”均为国家的武装部队，但编制和组成方式不同，职责和待遇也有所不同。“兵”是清朝最常见的军队编制，有八旗军和绿营军两种。八旗军为满兵，人数不够多，担任卫戌京师、保卫京师安全的任务，武器装备、工资福利当然也就是最好的，也是国家最精锐的部队；绿营兵则是清军入关后，面对庞大的统治范围，弥补满军数量的不足，运用“以汉治汉”的统治理念建立起的汉人武装，因军旗为绿色，故称绿营兵，也叫绿旗兵，又因以营为建制单位，故亦称营兵。
绿营兵是满清的核心军事力量，布防于全国各地，保境安民，抵御叛乱和外族入侵，“三藩之乱”、“平定葛尔丹”基本上都是以吕营军为主力。 绿营军的发展是一件持续有效的军事手段，也逐步取代满人的“八旗军”的地位，八旗子弟在入关不久后便开始堕落，战斗力下降的很快，因此给予汉人兵种得以发展壮大的机会。雍正时期以“八旗为满洲根本”的理念治理满洲八旗军，效果比较明显，也有效的扭转了八旗军“一蹶不振”的局面。
“勇”期初是一种临时招募的“预备役”军队。在非战时期基本不会参与作战，而是维护治安，给作战部队做后勤补给的工作，但随着战争的频繁，“勇”也开始被推向战场。在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的乡勇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曾国藩将此类乡间招募的人员称为练勇，统一练兵，发放钱粮，使其成为职业军人，建制为勇营，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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