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状况下，很容易滋生腐败问题，御史与地方长官同流合污的事情时有发生。到了汉文帝时期，决心扭转监察御史不作为的这种情况。因此，汉文帝在监察御史之外，又重新从丞相府派出官员巡回各地，专门负责监督地方长官和监察御史，是为刺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皆六百石，分为东西曹。
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汉旧仪》因此，在地方上就诞生了两套监察班子，刺史和监察御史。两套监察班子虽然有效的扭转了监察人员不作为的情况，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状况，那就是两套监察班子之间容易推诿扯皮。而且，汉文帝时期的刺史，只是一个临时的职位，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担任刺史之人是丞相府的官员，这样无形之中又增加了丞相的权力，不利于皇权的集中。
因此，到了汉武帝时期，干脆就撤销了地方上的监察御史，并且将天下划分为十三个区域，即十三个州（冀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交州、司隶），每个州下辖若干郡县。但是我们要弄清楚一个事实，汉武帝时期的十三个州，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一级行政区域，因为这十三个州没有设立长官，真正的长官依旧是各郡的郡守（太守）。
汉武帝在每个州设立一个刺史，有专门的办公场所，专门负责监督该州下辖各郡太守。因此，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并不是地方上的行政长官，而是监察长官。随着时间的变迁，到了西汉末年，刺史的职权开始不断扩大，开始有了行政权甚至军事权，名字也一度变更为州牧，隐隐有从监察官向地方行政长官转变的趋势。王莽篡汉之后，变刺史为州牧。
王莽当政时，各地反抗势力不断起事。王莽为方便镇压起义，给予州牧军事权，至此，刺史（州牧）实际已经完成了从监察官到地方长官的转变。刘秀复汉之后，又变州牧为刺史。这时候的刺史已经和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刺史的刺史已经具备了实权。因此，刺史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方长官，成为了太守的直接上级。东汉末年，朝廷将一部分资深的刺史改称为州牧，因此才出现了《三国演义》中州牧和刺史并存的局面，有些地方叫州牧，有些地方为刺史。
范仲淹先有豪放词《渔家傲·秋思》，为何却说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
范仲淹（989至1052）一生功业彪炳，本无意于文学，故写词少，散佚多，今仅存6首作品，但确有豪迈与婉约两种风格。《渔家傲》“塞下秋来”一词，以苍凉的塞下风光表现边防将士征战的艰辛与忧国的深心，上承唐之边塞诗，下启苏辛豪放词，虽然如此，仅凭一首词，也不足以开宗立派。而苏轼（1O37至11O1）就不同了。
他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突破词为“艳科”的格局，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独立的抒情诗体，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在理论上，他提出词“为诗之苗裔”，将词提高到与诗的同等地位 ，主张词向诗靠拢。在实践上，他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将表现女性的柔情爱情的词，扩展为表现男性的豪情性情的词，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性情和人格。
也表现出对人生思考。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诸篇。苏轼还将词的表现范围大大拓展。突破了画楼绣户，秋千亭榭的限制，把躬耕射猎，会友怀人，农村风情，大自然的奇情壮彩等汇入毫瑞。如《水调歌头中秋》《西江月照野浅浪》《定风波莫听穿林》《浣溪沙蔌蔌衣巾》诸篇。苏轼以自身创作实践证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
苏轼“以诗为词”，大量用典，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开南宋辛弃疾词的先河。宋胡寅《酒边集序》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王灼《碧鸡漫志》则说“东坡先生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些，都表明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不管在理论上，创作实践上，苏轼才是豪放派的开山宗主，而范仲淹充其量只是个先行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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