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宋，又因科举连捷，流光溢彩，被著名学者董震誉为“人才之乡”（见《候鲭录》）。到了明朝中叶，随着赣东民谣：临川才子金溪书的广泛传播，“人才之乡”便被人民大众改称为“才子之乡”。长期以来，临川人民既引以为荣，又深感过誉，一直把它作为鼓励鞭策、奋勇上进的精神力量。兴于宋临川自东汉和旁永元八年（96）建县，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由于历史的机缘，大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诗人谢灵运，戴叔伦，词人冯延已，文学家刘义庆，文学评论家钟嵘，史学家杜佑等，都在这里做过地方官，对临川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
在战争频繁的五代，北方王、李、曾、晏陈等世家大族相继避难南来，卜居临川。临川人口逐渐增多，生产迅速发展，商业、手工业日趋繁荣。到了北宋初期，已经出现了“翳野农商”、“贾货骈肩”（张保和《罗城记》）的盛况。当时，北宋统治者采取“兴文抑武”的政策，大力发展学术教育，偏重开科取士，对科举录取的进士奖赐有加，考取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的，更荣于作战立功的武将，一时文风大盛。
在这一封建文化高涨的时期，著名文学家曾巩，叶梦得和大诗人陆游相继来临川居住或宦游，大力举办教育，传播文化，境内“各地学馆林立，释耒耒吕而事笔砚者，十之六七”（清乾隆《临川县志》），苦读书，应科举成风。正是宋代的科举制度，导致临川人才激增。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80）至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境内先后有129人考取监生，205人考取贡士，525人考取举人，446人考取进士。
进士中，北宋135人，占32.58％，南宋305人，占67.42％。中榜人数之多，在江西各县名列前茅。尤其是嘉定十六年（1223）年一次考取12人，宝庆二年（1227）一次考取18人，咸淳元年（1265）一次考取22人，分别占全国录取进士总数（每次300人）的4％、6%和7.33％。“儒林传为美谈，公卿耸观，朝野震动，盛称临川为人才之乡”。
（董震《东发日钞》）宋代，临川人通过科举踏入仕途，有2人官至宰相，2人膺任节度使，4人官拜御使史，17人官任尚书、侍郎，10人担任知府、剌史，俱各政绩显著，特别是晏殊，王安石，不愧为临川才乡出类拔萃的人物。晏殊在宋仁宗时担任宰相，“大兴学校”、“力进贤才”（欧阳修《神道碑铭》）延续北宋初期和中期的“太平盛世”，名垂后世。
王安石在宋神宗时担任宰相，“矫世变俗，推行新法”（《宋史•王安石传》），改变北宋积弱积贫的局面，功著千秋，他的“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坚定执着，一往无前的改革精神，至今仍然在国内外产生深刻影响。临川晏殊在两宋文坛，临川也是人才济济，各领风骚。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峭拔，政论性强，与韩、柳、欧、苏、曾等称为“唐宋八大家”。
他的诗、词雄奇精炼，脱俗不群，与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并称为“北宋四大家”。他和欧阳修主持诗文革新运动，反对华而不实的文体，提倡晓畅明白的文风，把诗文创作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晏殊和他的幼子晏几道，作呕称“临川二晏”，都是北宋词坛上的杰出人物。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南唐花间派的词风，开创了北宋有名的婉约词派，被后人誉为“倚声家之初祖”。
同一时期，境内还有王安礼、王安国、王雱（世称“临川三王”），谢逸、谢薖（世称“临川二谢”），危稹、危和（世称“临川二危”），陈郁、陈世崇（世称“临川二陈”）汪革、饶节、邬虑、刘龠、欧阳辟、俞国宝、邓名世等一批文人才士，在诗、文、词、赋上的成就也很高。据《苕渔隐丛话》引述《复斋漫录》：“元佑中，临川谢无逸地黄州关山杏花村馆驿，遇湖北王某，江苏褚某，浙江单某，福建张某等秀才。
四人知其来自临川，戏以‘曹植七步成诗，请群七步为词’相谑。逸行五步，词成，挥毫疾书《江城子》一阕于壁：‘杏花村馆酒旗风，水溶溶，飏残红，野渡舟横，杨柳绿荫浓。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夕阳楼上晚烟笼，粉香浓，淡眉峰，记得年时相见画图中。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标致隽永，情辞俱妙，遂以‘五步成词’闻名江南。
”谢逸与谢薖、汪革、饶节并称为“临川四俊”。饶节还被诗人陆游誉为“诗僧第一”，都是“江西诗派”中的重要成员。邓名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著有《春秋论说》、《春秋类史》、《古今姓氏书辨正》等书370余卷，在姓氏考评上成就尤高。 临川先生王安石南宋时期，临川才乡还升起一颗耀眼的明星，一代名医陈自明。他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写成《妇人大全良方》24卷，成为中医妇产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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