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让你难忘的经历？
九十年代初期，我有一把手枪，正是这把枪，险些被村民当成了小偷。那个年代，我在唐河县城做点小生意，经常往返于新野和唐河之间。由于当时汽车的班次少，乘客多，尤其是头班车最为拥挤。那时社会治安不好，扒手最为猖獗，在这条线上被窃的人为数不少，我有两次不幸中招，可以说对小偷恨之入骨。一次，我从县城回到农村老家，同村一个叫李田的男子提着两瓶酒到我家喝酒。
爱人烧了几道菜，我们边喝边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说是电击枪，威力无比，在一米以外电流就能把人击倒，你经常在外面跑，少不了这东西防身。联想到两次被小偷光顾，醉意微醺的我就满口答应了，三百元买下了这把枪。这把枪是黑色的，做工倒也精致，和电影里军官佩戴的大小差不多。枪买来后，急于想鉴定它的威力如何，在自己身上又不敢试验，以什么来做实验呢？一时难住了我。
这是仲夏的一个中午，我在家里午休，因院子里晾晒有小麦，把大门关上，熟睡中听到院子里面有猪哼哼的声音。我意识到有猪进院子里来吃小麦了，起床一看，果然是一头母猪带着十来只小猪仔在吃我家的小麦。我灵机一动:实验的目标不请自来，从家中拿出手枪，俏俏地去关上大门，岂知机警的母猪带着小猪仓皇而逃 ，一只猪崽被逼到墙角，我打开手枪保险，扣动了板机，枪发出“啪、啪、啪”的声音，小猪除了吓的惊叫外毫发无损。
你小时候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事？
小时候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右额头挨了解放军一刺刀，伤不大，血流了不少。我出生于山东掖县（现在叫萊州），1941年我抗日组织将掖县划分为掖南｀掖县两地管理，我出生在掖南某村，村子座落在沙河平原，北靠莱州湾。1946年，掖县驻有蒋介石反动军队整编第八师独立旅和辎重营，再加上地方反动武装＂还乡团＂，人数众多达三四千人。
我山东东线兵团第十三纵队开始发起胶东保卫战。掖县是敌军第八师主要补给转运站，夺取了掖县，便可解除对胶东部队的威胁。掖县久经战火，抗战时期，日寇入侵掖县，作恶多端，一九四五年消灭日寇，收复掖县，一九四六年蒋军第八师又进犯掖县，变成敌军重地。我军发动的胶东保卫战，在掖县与敌斗十分激烈，被称为掖县之战，是具有独立性质的战斗。
蒋军的防卫特别坚固，掖南一是主战场，我13纵队37师的主力攻克掖城，部队以营为阵，分路追击溃败之敌，周边的村庄到处是溃逃的敌军。在连绵不断的枪声中，村里的群众百姓纷纷找地方躲避，我母亲怀抱着我（我那时不到一岁）躲进村外田地的地瓜窑里。窑里能蹲下一两个人，上面有木板盖子，堆着玉米秸杆，我母亲抱着我跳进地瓜窑，把木板盖盖上了。
刚盖上木盖，就听到了脚步声，紧接着木盖被挑开，有人大喊：＂岀来！＂母亲抱着我吓得往起一站，一支枪上的刺刀尖一下子划到我的右额头角上，血流下来，染红了母亲的胸前，原来是解放军战士在追剿搜查溃逃之敌，村里已被我八路军占领了（群众管我们的军队叫八路军）。误伤了人民群众，战士忙把我母亲拉上来，回到村里，部队卫生员给我包扎上，几天以后就好了。
战斗结束了，有一连的战士在村里休整了十来天，那些天我被驻守的战士抱来抱去，成了战士们的＂开心果＂。部队告别了群众撤走了，母亲为了纪念解放军，在我的乳名里带了一个＂川”字（这些战士大多数是四川籍的），我是农历丙戌年出生的，母亲给我起的乳名叫＂丙川＂，右额头上的伤疤，小时候很明显，到四五十岁时消失了，用手一模，有一点浅浅凹进的感觉。
你听过或者见过终生难忘的可怕事情吗？
云琪是个大二女生，仲夏夜，她和男朋友手挽手经过一条僻静的小路，路灯昏黄，但她并不害怕，然而祸从天降。七八个农民工围住了两个人，女孩和男孩拼命挣扎和撕打，然而恶魔是不会停下魔爪的。女孩被轮奸致死，男孩被打成脑震荡，这事儿登报过，轰动一时。发生在13年前。我从来不歧视农民工这个群体，但是，这个群体作恶的人不少，而且还是集体作恶。
赵鸿飞女朋友死于农民工之手，我们这边大学正在扩建的时候，一个女孩儿路过那片建筑工地，被五个农民工轮奸，女孩儿被直接扔下五楼，当场死亡。当时，这就是普通的一则新闻，在我看来，那是每天常逛的那条街，走过的那条路，可能见过的人，看起来这么寻常普通的环境里，毫无征兆地发生的。地段是某城市市区，那个学校还是我亲戚的母校。
因为真正生活在底层的人，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作为一个女孩子，不要相信这个世界都是光明的。年幼开始，大人一直告诉我，警惕所有的男人，包括自己父亲。结婚恋爱一定要谨慎，被人卖了都不知道。走路一定要多注意周围，不光恶人骗子，精神病患者万一突然出现给你一刀。性格不要过于外向看起来很好处，对谁都乐呵呵，在坏人眼里你是在摆弄风姿引诱犯罪，因为坏人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坏人。
这事情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恐惧和阴影，感觉太可怕了，一念成魔一念成佛，只是分秒之间。抢劫犯正在学生街的偏僻处抢一女学生的手机，一个年轻警察冲了上去，未曾想，劫犯身上有刀，空手夺白刃并不是那么容易，抢劫犯被坏了好事，拿起刀就乱捅一气，瞬间警察头上，手上多处被砍，搏斗中，脾脏破裂，前期送医院没发现，第二天全身检查才发现，紧急做了手术，脾脏修补差点丢掉一条命。
当时那个警察已经成了血人，我只怕他活不过，后来，他捡回一命。也算是天佑好人。一个女硕士，独居女孩儿。一天深夜，有人敲门，她问是谁，对方说是送外卖的，她没有订外卖，但她的确肚子饿了，她正准备开门，猛地一想，自己没订外卖，那指定是别人家的，我拿了，其他人吃什么，这个时候，她依然没有多想。但是外卖小哥依然契而不舍的敲门，这就奇怪了。
警惕性使她浑身一激灵，她突然明白了。于是，她蹑手蹑脚的矮身走到门边。拿了一块东西把猫眼遮挡住了。再一次确认了门的确反锁好了。外边敲门声停了下来。她拿出一包泡面，一个鸡蛋，打开煤气灶，准备煮来吃，却怎么也打不燃，这就奇了怪了。难不成停气了，于是，她只好用开水泡了泡将就着吃完。第二天早上，她准备去问问隔壁是不是停气了，结果发现自家的煤气阀被人关掉了。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你都有哪些难忘的事情？
一1970年3月，我从部队转业来到荆门时，荆门还是一个小山城，战区内路不通、水不通、电不通。几万人住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山岗上，搭建芦席棚栖身，席棚里铺铺相连，拥挤不堪，还有不少人露宿荒野。老天也和我们作对，阴雨绵绵，满地泥泞，寒风刺骨。在这种环境下，参加会战的各级干部，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同工人甘苦与共，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不搞特殊化。
我到荆门报到以后，被分配到八分部九团，当时没有住房，在竹皮河的山坡上露宿了两晚上，有一名领导发现以后，把我叫到一个席棚里，将铺位让给了我。他说，你们单位还在襄樊，暂时来不了荆门，你先住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工作。过了几天，我发现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席棚里的还有一个六十开外的瘦老头，身穿破棉袄，白天同我们一起搭席棚，搬运席子和竹杆，干活总是一声不响，平时也很少说话，大家都称他老师傅。
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争抢着去装饭，而他总是站在一旁，等大家装完饭以后，才慢条斯里地去装，待他装完饭，菜盆里的菜已被一抢而光。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心里想，这老师傅可能天天都是饿着肚皮。后来我才发现，团长韩德成同志经常晚上来看他，有时请他到团部深夜才回来。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同志。1970年4月，我被调到土方机械连担任副指导员，连队主要担负着土方施工任务。
当时，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确保炼油厂“十一”出油，八分部在分子筛车间的山坡上设立了前线指挥所。为了掌握施工进度，指挥员们蹲在现场，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几乎24小时在前线，哪里有工人，哪里就有领导；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领导；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领导。副指挥长叶忠贵、施宗林、副参谋长李春甫等把床铺搬进现场。
有时深夜回到席棚里，没有水喝，就忍着，没有水洗潄，就穿着一身脏衣服在床上打个盹，第二天清晨又直奔施工现场。有一次，我到前线指挥所参加施工调度会，副指挥长叶忠贵带我们去催化工地学习六局三公司的土方施工经验，大家刚进入铂重整工地的山坡上，催化工地的炮声响了，刹那间，工地的上空乱石四处飞，六局三公司一名连长被飞石击中头部，当即倒地。
在这紧急时刻，我们四处躲避，而叶副指挥长不顾个人安危，奋不顾身地扑向连长，双手紧紧按住其伤口，并大声疾呼：“你们快躲、快躲！”这一幕，是我在荆门石化终身难忘的情景。这就是会战时期的领导干部。会战初期，无论工人，还是干部，都翻山越岭步行到工地。当时八分部机关只有两台吉普车和一台破烂不堪的华沙车。客观上公路不通，主观上领导为了与工人同甘共苦，有车也不坐。
指挥长姬永兴，大家都称他“夜猫子”，当时他住八分部机关，每天都深入施工现场，远至轻油罐区和原油罐区，近至常减压、催化、焦化工地，天天翻山越岭，从不坐车。就是每天晚饭以后，他也要到工地巡视。有一天晚上，我和杨洪来等在原油泵房工地推土方，深夜零点以后，姬永兴同志也拄个木棍翻越三座山来到施工现场，从破棉袄里掏出烟，给了我们每人一支，我们十分感动。
七十年代中期，炼厂初步建成，条件大大改善，不少厂领导仍然不乘车，坚持骑自行车或步行进沟。二1972年，我从基层调到机关。在厂政治部工作期间，与领导接触更多，联系也更加频繁，我亲眼目睹了厂领导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的好作风。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件事：一个是带头干。在装置收尾和系统配套工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大干，不管前线和后线，不管什么任务，只要是收尾工程需要的，只要是上级安排的，都愉快接受，坚决完成，从不讨价还价。
他们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坚持早上班，晚下班，日日夜夜和工人战斗在一起，凡是要求群众干的，自己干在前，凡是艰苦的地方，干部首先顶上去。不少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把行李搬进车间，吃在现场，住在现场，有家不归，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为了进一步加快施工进度，李春甫、孙玉宝、万德录等领导坚持昼夜在现场指挥，厂部在现场设立了前线政工组，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到现场，宣传鼓动到现场;供应部门坚持送料到现场;后勤部门坚持送饭、送医送药到现场，保证了收尾工程的顺利完成。
在抓好装置收尾和系统配套工程的同时，厂党委还把农业生产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由副政委王若坚带领一百多名知青和各车间抽出的部分职工住在潜江农场。为了搞好3000多亩水田和旱地的灌溉，挖水沟的任务相当繁重，王若坚在安排任务时，总是以身作则，要求知青和职工只挖20米，他自己却挖40米，往往还挑选不好挖的地段。
职工和知青在王副政委的行为感召下，个个接受任务愉快，干劲十足，尽管又苦又累，手板磨破了皮，大家毫无怨言。厂部机关干部为了响应厂党委大打农业翻身仗的号召，也带头种了水稻、地瓜和大量蔬菜，并规定机关科室每人要向食堂上交蔬菜200斤。政治部办公室的同志们，在姜马钧和刘茂跃的带领下，白天到施工现场了解情况，同工人一起干活，晚上回来以后，还要到菜地灌水浇肥。
为了解决肥源问题，姜马钧、刘茂跃就领着大家手拿粪勺，肩挑粪桶，到各个公共厕所去收集粪便，不但打扫了公共厕所的卫生，又积足了肥料，保证了蔬菜上交任务的超额完成，我所在的政治部还成了蔬菜种植的先进集体。一个是带头不干。由于抢抓装置收尾的配套工程，有的单位一度忽视了废旧材料的管理。有的人就违反厂规，拿工地的废旧钢材、木材，做家具，乱搭乱建等。
厂党委要求各级干部严格遵守纪律，凡是不准群众干的，干部更不得干。为此，首先整顿机关作风，对机关人员私拿公物做家具、乱搭乱建等问题从严处理。有人发现厂部一名干部在机修厂后面搭起了一间私房，厂党委立即召开全厂干部现场会，对这名干部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调离厂部机关。政委马芝田的小孩在外面拾回去一块旧木板，马政委还在全厂干部大会上作了自我检查。
机关这次整顿，在全厂振动很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接着又在全厂开展了以整顿厂容厂貌为中心的五整顿活动。厂党委在机关组织了百人工作团，由副政委王再义、政治部副主任文光辉带队，深入厂区各处，除杂草、清水沟、拆席棚、回收散失建材和废钢铁。在五整顿过程中，由于少数职工一时不理解，阻力重重。有一次，我们拆席棚时，遇到一家钉子户，拿着斧子出来砍人，文光辉首先冲上去，挡住了斧子，并说：“要砍你首先砍我，是我指示他们拆的，与他们无关，今天你家的席棚我们是拆定了，不让拆也得拆。
”通过文光辉的耐心说服，这一家很配合地拆除了违章席棚。再一个就是关心部下，体贴职工生活。在建厂会战中，各级领导干部都非常关心部下，如政治部办公室的任务相当繁重，党委和行政的主要文字材料全由政治部办公室负责，除年终总结、月总结外，还有岗位责任制大检查、设备大检查和安全大检查总结材料都由办公室负责，同时每周还撰写《政工简报》、《领导参考》两至三期。
办公室人员白天下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生产情况，晚上回来写材料，经常加班加点，有时几天几夜不能睡觉，领导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每当我们加班加点的时候，政治部副主任姜马钧、文光辉总是陪伴在身旁，为我们准备夜餐，有时还把家里的好酒拿到办公室来。到零点的时候，他会准时地叫喊：“同志们，辛苦了，大家休息一会，填填肚子再说吧！”当我们喝着酒，吃着热乎乎的夜餐时，心里无不感动。
每逢过年过节，领导对单身职工也十分关切，在过春节的几天里，马芝田、孙玉宝、王再义、文光辉、万德录等领导，总是要把我们办公室的同志请到他们家吃饭。尤其是孙玉宝同志，亲自下厨，教我们怎么做菜，他做的什么菜最好吃，要我们尝尝这个，尝尝那个，还要我们给他打分。那种领导和群众亲密无间的形象，在这些干部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三随着炼厂的建成和不断完善，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逐步好转，厂党委及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防微杜渐，反骄破满，继续保持良好作风。1975年，在全国创建大庆式企业的活动中，厂党委每季度都要对各级领导班子的情况作一次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一是厂党委班子成员约法三章，从自己抓起，从细小的问题抓起。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搞特殊化；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做官当老爷；坚持“三老四严”的作风，不骄傲自满，不说假话，做到思想公开，缺点公开，工作公开，生活公开。
领导班子成员之间，不包庇不护短，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二是坚持严、细、准、狠的作风。厂党委要求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主要矛盾。解决问题决心要大，要抓死、抓实、抓细。在大打设备翻身仗过程中，针对装置及系统跑、冒、滴、漏等低标准，政治部副主任姜马钧带领机关30多人分别到分子筛泵房、供排水一循泵房、铂重整氢压机室蹲点劳动，按照规格要求，精雕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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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厂党委组织全厂各单位到3个点上参观，召开现场会，要求各单位都要按照3个样板的标准干，很快在全厂掀起了学大庆，争上游，大搞精雕细刻、实现高标准的热潮。先后在全厂刻出了样板设备84台、完好泵房25个，常减压、催化、分子筛、铂重整等7套装置达到了无泄漏的标准。三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样不仅能接近群众，了解群众，体贴群众疾苦，又能发现生产中的问题。
厂党委把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一项重要制度来抓，并列入班子建设和机关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规定机关工作人员和班子成员除每年轮流到农场劳动外，还要到基层蹲点劳动30天。各机关科室根据规定，年初就对每个人劳动时间作出了具体安排。为了这一制度的落实，厂领导率先垂范，首先派出副总机械师梁廼麟在装卸车间倒班劳动两个月，政治部办公室也派出副主任郑鸿猷在常减压装置倒班劳动达三个月。
各机关科室也分别派出干部到基层劳动。除保障上述两项劳动制度的落实外，厂领导根据生产的需要，还经常组织一些突击性义务劳动，如组织机关工作人员清洗油罐、清洗换热器，到罐区除草，帮助装置清理边沟等。通过这些活动，促进了机关作风建设，拉近了机关与基层的距离，加强了上下级的团结。四是讲团结、讲风格、让名利。会战时期的干部，不计较报酬多少、不分职位高低、不讲份内份外，不分前方后方，一心扑在工作上。
那时，干部的待遇很低，厂长的工资不如一个八级工，机关科长的工资不如五级工。尽管干部待遇很低，但各级干部仍然顾大局，讲贡献，讲团结，讲风格。调整工资时，大家总是互推互让，谁也不肯要，只能由领导硬定。1975年，我厂第一次调整工资时，厂部机关300多人按0.5%的比例分得两名指标，这两名指标落实给谁成了老大难。
当时我是政治部机关支部书记和厂机关总支委员，为此事先后召开了10多次总支扩大会，按机关干部推荐作出决定，可是谁都不愿接受。在1979年第二次调整工资时，仍然如此，机关干部纷纷表态，指标少，以后再说，还是互相推让。李春甫、王鹤峰同志首先表态调整工资不要考虑他们，然后从科室长到每个机关干部都表示要把指标让给工资偏低和家庭困难的同志，没有一人向组织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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