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星期五代表大会重新召开，准备否决政务会辞职。但是由于萨维德拉的部队不再支持总督，公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大会最终决定要求总督辞职，解散政务会，重新组建新的政务会。拉普拉塔总督辖区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这一周发生了如此重要的事变，在阿根廷的历史上被称为“五月周”。 独立之初的阿根廷曾一度遭受欧洲列强的干涉和内战的困扰，1861年巴托洛梅·米特雷在阿根廷内战中获得最终的胜利并当选为国家重新统一后的首任总统。
他同他的继任者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和尼古拉斯·阿韦利亚内达建立了现代阿根廷国家的基础。1864年阿根廷参加了三国同盟战争，获得原巴拉圭领土的一部分。第二次荒漠远征将原住民当作发展的障碍予以清除，使阿根廷抢先征服了巴塔哥尼亚。从1880年上任的胡利奥·阿根蒂诺·罗卡开始，经济自由政策得到连续十届联邦政府的加强，政策激励下的欧洲入境移民潮重塑了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面貌。
从1870年到1910年移民潮和死亡率的降低使人口翻了五番；铁路里程从503公里陡增至31,104公里；小麦年出口从10万吨增至250万吨，海上冷冻船的应用促使牛肉年出口从2.5万吨增至36.5万吨，令阿根廷跻身于世界出口五强之列；归功于世俗的免费公共义务教育系统，识字率从22%激增至65%，比大多数拉美国家五十年后的水平还高。
1908年阿根廷成为世界第七经济大国，人均收入与德国比肩。布宜诺斯艾利斯也从“大农村”转身成为国际化的“南美巴黎”。然而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国家的高速发展掩盖着潜藏的问题：大地主寡头垄断了广袤的土地，使阿根廷的财富集中现象比美国严重得多，也使其在单一出口的老路上越走越远，偏离了工业化道路。而经济从属于英国的局面也在持续。
在新兴中产阶层反对寡头统治集团，要求政治民主的呼声中1891年激进公民联盟（激进党）成立了。武装起义的威胁促使保守派总统罗克·萨恩斯·佩尼亚于1912年制定了普通男性无记名投票法。于是激进党领袖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得以于1916年当选总统。他推行社会经济改革，将家庭农场主和小型企业纳入援助范围。时光来到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也波及到了阿根廷：由于世界主要大国几乎都被卷入这场经济危机之中，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用来购买阿根廷的农牧产品的资金严重缩水，大家都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阿根廷的农牧产品出现严重滞销。
1930年何塞·费利克斯·乌里武鲁在军事政变中推翻了对大萧条束手无策的伊里戈延，由此开启了阿根廷军事政变的历史大幕，在此后的十年中阿根廷一直由军政府执政，过去的寡头政治与选举舞弊死灰复燃。1946年胡安·庇隆赢得阿根廷大选，他上台后将关键的工业与公共设施收归国有，提升了工资与工作环境，还清所有外债，并几乎实现了充分就业。
他的妻子爱娃·庇隆发挥了核心的政治作用：1947年她推动国会授予女性参政权，并为弱势群体带去空前的社会救济。1951年庇隆顺利获得连任，然而超支很快耗尽了二战带来的巨额外汇。经济下滑、腐败盛行、夫人光环的褪去，加上离婚法通过造成的与天主教会之间的矛盾，使其渐失执政基础。1955年海军在刺杀总统的起事中轰炸了五月广场，几个月后在军方自所谓的解放者革命中庇隆被迫下台，流亡西班牙。
庇隆下台后阿根廷再度进入军政府执政状态，这时的阿根廷早已不复当年——拉美地区远离世界格局的中心热点地区固然使阿根廷得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避免遭受战火蹂躏，但也使阿根廷错过了发展自身军事科技的机会。当美国凭借先进的军事科技和庞大的经济体量崛起成为世界霸主时阿根廷正不可逆转地走下坡路，甚至当二战结束后欧美国家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内经济建设并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时阿根廷却在不断发生政变和刺杀事件，国家政局极为动荡不安。
重新上台执政的军政府无力解决国内经济面临的困境，于是寄希望于发动一场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英阿马岛战争就此爆发，结果阿根廷却被英国暴揍了一顿。这直接导致军政府权威扫地，民选政府重新上台执政。1989年卡洛斯·梅内姆在竞选中获胜，他开始拥抱新自由主义：固定汇率、放开商业管制、实行私有化，并拆除贸易壁垒，暂时重振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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