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由学生举报的“天津大学父女造假案”，你怎么看？
对于由学生举报的“天津大学父女造假案”，你怎么看？前些日子，2014级原天津大学化工学院研究生吕翔，2016年因无法忍受导师张裕卿教授的学术造假行为选择退学；今年11月19日他选择以论文的格式写文举报张裕卿父女，举报的内容长达123页；天津大学发布官方通报：举报属实，当事人已被解聘。对于此事，笔者谈几点个人看法：首先、教育部出重拳严惩学术造假行为、净化高校学术研究氛围，已经是大势所趋、实行“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
学术乃天下公器，不可有半点虚假，造假败坏了科学群体的声誉，对之必须“零容忍”；学术造假的危害突出表现在：①造假不是个案，人们普遍意识到了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故而能够引发集体共鸣，共同声讨；②科学家造假，相比起普通人造假来说，其社会影响更加恶劣，直接关系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自从2019春天点燃学术造假严打风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持续的学术造假严打态势，从普通大学生，到留学生，再到专家、导师、教授等，国家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绝不懈怠和宽容，力求达到正本清源、树立严正学风和踏实研究之风的良好教育教学教研氛围！其次、天津大学父女学术造假案真相，牵扯面广、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必须严惩不贷、追查到底，还学术界一个朗朗乾坤。
近日，原天津大学化工专业硕士研究生吕翔，实名举报研究生导师张裕卿及其女儿学术造假的事件在网络上沸沸扬扬、引发媒体和社会高度关注；吕翔在长达123页的举报材料中称，自己见证了导师张裕卿多次指导学生编造实验数据发表论文，另对自己的研究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变相要求自己造假；并且具体讲述了导师张裕卿的女儿张丝萌，共同署名发表7篇有抄袭嫌疑的论文，这达到了让那些化工专业的博士们都望尘莫及的高度。
当天，天津大学化工学院称张裕卿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已解除与其的聘用合同，其他问题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第二天，张裕卿女儿张丝萌本科就读院校河北工业大学也发布声明称，正在对其中涉及学校的相关情况开展调查。再者、学术研究是科技进步的重要基础，党和国家、社会民众都高度重视，务必要给学术领域正名，突出学术研究的真实可靠性。
学术研究究竟有多重要？看看那些世界名校们是如何说的吧，普林斯顿大学“我们寻找具有好奇心，学术成就卓越的学生。尽可能在申请中突出你的成就，以帮助我们判断你是否具备足够的潜力利用好普林斯顿提供的资源以及为普林斯顿做出应有的贡献”；哈佛大学“我们希望找到，那些不仅能够相互之间进行启迪、而且能对他们的教授有所教益的学生。
你是否最大化地实现了你学术和个人的潜能？”；耶鲁大学“耶鲁最首要的角色是一间学术机构。申请者的学术能力是我们最先考虑的因素”。所以就世界范围而言，越是好大学或者顶尖大学，教师的科研能力越强，学校对教师科研的要求也越高！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关于“对于由学生举报的‘天津大学父女造假案’，你怎么看”的这个问题，我们当然要旗帜鲜明地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养奸；肃清高校学术造假不良风气，让教师端正认真教育教学教研态度，让学生树立努力勤奋学习的学风，促进我国教育良性循环发展壮大！。
清华马校花被爆料私生活混乱且疑似学术造假的问题，您怎么看？
很久没有回答过悟空的问题了，但关于马艺妮的事情还是想说几句，也有几个疑问想请大家一起探讨。1. 马艺妮的学霸校花称号是如何来的，又是被谁赐予的？大家都知道清华大学本就是一个学霸云集的大学，而马艺妮能够在清华大学被称作学霸校花，这背后必然会有一段故事。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是否与马艺妮及其令人恶心的男友参加的某档电视节目有关。
2. 如果马艺妮已经从清华大学毕业，可以说她的行为是私生活混乱，而现在马艺妮还在清华大学在读，私生活混乱描述一个在校大学生够格吗？早在2005年，教育部就曾印发过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第六条就是：明礼修身，团结友爱。弘扬传统美德，遵守社会公德，男女交往文明；关心集体，爱护公物，热心公益；尊敬师长，友爱同学，团结合作；仪表整洁，待人礼貌；豁达宽容，积极向上。
马艺妮的行为是否能认为其已经违反了学生行为准则呢？3. 马艺妮的学术造假是真的吗？看过不少关于马艺妮的报道，发现撰稿人提供的马艺妮的学术造假资料都很详尽，而且专利在社会上也是可以购买的，所以马艺妮存在学术造假可能性很高，大家觉得呢？4. 马艺妮的3P对象为何要选北大女生？这也是让人最难捉摸的问题，按马艺妮与北大女生聊天中的信息，马艺妮要找北大的女生玩3P是与其男友沟通过的，且其男友看不上北大女生。
云南小学生研究成果获大奖是英雄出少年还是学术造假？您怎么看？
2019年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结果揭晓了，但是其中有一个三等奖的获奖者格外引人注意，这便是云南省昆明市六年级学生陈某石，他所报的项目是《C10orf67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功能与机制研究》。很快，这个获奖项目的前生今世都被网友们给翻了个底朝上，所有证据都表明，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学术造假典型。当然如此草率下结论是不可取的，必须要拿出证据来。
证据一：陈某石参加2019年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前一年，还对基因一无所知。请看陈某石同学的笔记，真实地记录着他对开启这个获奖项目的经历。2018年1月8日，他写道：老师给了我一个基因（C10orf67），我上网搜了一下什么叫基因。确实让一个六年级小学生解释什么叫基因非常有难度，但这却印证了陈某石获奖绝不是出自他手，而是背后有高人相助。
证据二：从算法入门来推敲一下陈某石同学具备学术研究的可能性。从上面这张图片中，我们能看到算法入门的逻辑关系，仅从这里的逻辑关系就能判定一个连基因都不知为何物的六年级小学生，他的父母也不可能超前教孩子学习高中或大学课程。如果没有做这样的超前培养，自然就能印证获奖项目不是陈某石所能完成的。证据三：陈某石父母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工作。
陈某石获奖项目引发争议后，随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就发表了声明：承认陈某石系该研究所研究员之子，并且已经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工作。而据网友们的调查发现，陈某石父亲陈永彬，昆明研究所某项目负责人，而母亲杨翠萍和陈永彬同组的研究员。凑巧的是，杨翠萍在2016年就申请了55万研究经费，研究过C10orf67基因，不过当时研究的是肺癌，不是直肠癌。
结束语：学术造假最常见的手段就是剽窃，而陈某石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的项目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是父母把学术成果署名权给了儿子。对于这种另类的学术造假绝对开辟了新的先河，难怪有网友开着玩笑说：“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科研成果继承制？”，玩笑归玩笑，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陈某石同学的父母用他们的急功尽利，亲手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是让儿子来埋，还是让广大网友来埋他们呢？。
翟天临“学术造假”事件你怎么看，你认为此类明星的文化水平到底怎样？
这个问题批评的不是演员的文化水平。虽然演员的文化水平会影响其表演功底，但是还没有苛刻到要去指责演员的文化水平的地步，像喻恩泰这样的学者型演员毕竟是少数。有很多学历不高的演员也有很好的文化底蕴，学历高低、文化水平和学术水平不是同一个概念。多数网友批评的是学术造假，即翟天临的论文抄袭以及是否符合博士毕业的学术标准的问题。
一方面，按照北京电影学院对授予博士学位的学术发表要求，翟没要达到；另一方面，翟公开发表的论文有很大的抄袭嫌疑。本质上，是很多认真做研究和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和学者对这种学术不公的批评。多少人为了论文通宵达旦，发际线不断后退，而翟在一边不断参加影视表演的同时还获得了博士学位。北大这样的顶级高校的博后岗位，是多少博士梦寐以求的学术殿堂，翟天临被录取后遭到质疑也是可以理解的。
学术打假有多难？哈佛终身教授学术造假，31篇论文被撤，对此你怎么看？
要揭露学术造假，特别是要揭露供职于哈佛大学的殿堂级专家学术造假有多难？我们看看曾在哈佛大学工作数载、31岁被浙江大学破格评为最年轻教授、博导的国内学者郭磊的亲身经历。以下为郭磊第一人称原文：我先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7年有余。分别从1998到2000年, 任哈佛医学院和Brigham and Women医院Research fellow。
2003到2008年，任哈佛医学院Instructor，Brigham and Women医院肾病科Research fellow。哈佛医学院和Brigham and Women医院肾病科的科研是相当有名的，历史上曾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我从1999 -2000年，2003-2008年,先后共近7年来一直在此科一大实验室里从事多囊肾（PKD）相关基因的功能和病理机制研究。
在前两年（1999年-2000年）的研究中，我做的相对顺利，发了多篇文章。2000年底回国在浙江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任教。2002年被浙江大学聘为教授，博导。2003年中，我应哈佛实验室老板邀请，再次到哈佛医学院，继续PKD方面的研究。PKD1或PKD2的突变能导致PKD，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严重遗传病。
在美国，对这种病的研究很热门，获得NIH资助的机会也较大。2002-2003年间，当时在PKD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发现突变导致PKD 的PKD2基因编码的Pc2蛋白被定位在细胞的原纤毛上。我刚去的时候，实验室刚刚发了一篇重要文章在《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 2003.2）上。这篇文章主要说，PKD1，PKD2编码的蛋白质都在细胞纤毛上，起着感觉细胞周围机械运动（如尿液流动）的作用。
而这两个基因中的任何一个突变了以后呢，其在细胞纤毛的机械感觉作用缺失，以致细胞中的下游信号传导通路失去正常刺激信号，细胞重新开始生长。这个相对完美的故事当时在生物医学界引起很大轰动，因为它完美的解释了PKD基因的突变为什么会引起多囊肾。这个突破是如此的重要，以致一时间众多科研小组纷纷跟进。在很短的时间（2-3年）内，几乎所有突变引起多囊肾的蛋白都被发现定位在了细胞的纤毛上，类似的 文章竟达数十上百篇之多，其中不乏Nature，Cell等所谓顶级杂志的文章。
这些小组来自美国甚至世界各地。一时间，PKD蛋白位于细胞纤毛上，多囊肾的病理机制为细胞纤毛感觉功能的缺失，成为了多囊肾领域，细胞生物学领域和神经感觉领域等几大生物医学领域的白热点。这个发现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对长时间来人体细胞纤毛为无用的进化痕迹细胞器的重大科学共识提供了一个重要反例。所以，这个发现被誉为生物医学科研的重大突破级发现。
2003年我在刚至哈佛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将科研方向定在了这个被多个小组验证的重大突破上。然而，我在这个方向的科研中，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我的研究表明，PKD蛋白在细胞纤毛上的现象，好像似是而非。刚开始我一直将信将疑，以为是自己技术上的原因，后来又怀疑是试剂上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这么多的不同小组都发现了这种现象，应该可以说这个发现是不可怀疑的。
期间我用不同的细胞，质粒，试了各种不同的条件。而实验结果还是不很确定。实验室其他博士后也在议论纷纷，对PKD 蛋白到底是否在纤毛上，开始有一些疑问。这一段时期的确是我科研生涯中最痛苦的时期。2005年9月份，实验室另一博士后因故离开，实验室主任把那个博士后的课题转到了我手中。由于他的课题直接和Pc2和纤毛有关，使得我接触到了他们发表所用的同样试剂。
我用这些试剂一做实验，很快就得到了让我大吃一惊的结果。我的结果表明，那篇发表的文章中所观察到的Pc2在纤毛上的现象，其实是实验方法和试剂导致的假象。而这种假象是由抗体的非特异性结合造成的。根据我的观察，Pc2很可能不在细胞的纤毛上。为谨慎起见，我又做了很多不同的实验，重复验证了我观察到的现象。实验室老板和其他博士后都不能解释我观察到的现象。
很多同行研究人员私下里也认为我的发现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但是，如果他们承认我的发现，必然要否定原来已被科学界接受的重大理论突破，甚至在这个方向上已申请到的所有NIH课题都要半途而废。而且，对他们来说，更不能接受的是，如果他们承认我的发现，就要承认先前很多小组发表的论文，在关键数据上是造假或犯错而得的。这时，我回过头来重读这些文章，就发现很多论文中明显不符科学逻辑的地方和明显造假的地方。
如Polycystins 1 and 2 mediate mechanosensation in the primary cilium of kidney cells (Nature Genetics，2003.2)一文， Cellular and subcellular localization of the ARPKD protein fibrocystin is expressed on primary cilia（Hum Mol Genet. 2003 Oct） 一文。
在这两文中，作者都犯了同样低级的技术错误。就是在用间接免疫荧光技术进行两种蛋白的共定位实验中，采用两个来源于同种动物的一抗。这种低级技术错误，不管是作者故意或无意犯下的，应是致命的硬伤。我的发现揭示，PKD领 域这一重大科学进展，竟可能是这样一种皇帝新装式的东西。这种群体造假骗局，严重威胁了病人的利益和健康，对社会危害极大。
良知和良心驱使我多次顶住实验室主任的压力，在实验室和科系的学术场合报道了我的发现。在科研报告会上我多次阐述我的发现和观点，并对那些文章和工作的科学性提出质疑。在很长时间内，哈佛科研同事中无人能从科学逻辑上有效反驳本人的观点。实验室老板对我的发现很不安，也一直让我重复一些无谓的实验。后来，我知道她是想让我知难而退。
我也曾多次向我们的科主任Dr. Bonventre谈及我对这些PKD论文的疑虑。Dr. Bonventre基本上没有正面回应我。而后本人多次受到他和实验室老板的暗示性言语威胁。但是，基于基本的科研道德规范，他们表面上也只好安排我继续验证我的发现。从2003年来，实验室里也多人多次想用细胞内表达Pc2-GFP融合蛋白，观察是否能在细胞纤毛上观察到荧光蛋白的方法，来验证PKD蛋白到底是否在细胞纤毛上，以排除抗体非特异性因素的干扰。
但是一直没有成功。这也是我的发现和质疑取得科研同事一定层面认同的原因。2006年4月，耶鲁大学一同行科研小组发表了一篇支持Pc2在细胞纤毛上的文章（Polycystin-2 traffics to cilia independently of polycystin-1 by using an N-terminal RVxP motif. Journal of Cell Science. 2006.Apr）。
文章声称于细胞纤毛上观察到了Pc2-GFP融合蛋白的绿色荧光。我所在实验室主任向此课题组索要他们所用的质粒。这个索要的过程相当曲折漫长。第一次，他们寄过来装在eppendorf小管中的小量质粒溶液，我们实验室不能将其重新转化克隆为质粒。第二次，我们实验室又再次索要，他们寄过来一个破裂的eppendorf小管。
第三次，我们让他们将质粒溶液滴在滤纸上寄过来。这次我们重新转化后得到质粒。经测序分析，应为正确的Pc2-GFP的质粒。但是，我们按照他们发表的详细步骤，经过多次实验，不能重现他们的结果。而后和他们联系，他们又说可能我们所用的细胞系有问题。我们实验室又向他们课题组索要来细胞系以后。我们重新作多次实验，还是不能重复出他们的结果。
期间，我也联系了其它PKD界有名的教授和科研人员，提出了我的质疑。但几个学术权威，都是避而不答我的科学问题。在这漫长而艰辛的岁月里， 我真的花了很大精力来验证此挑战整个PKD领域的科学发现。 我又采用各种不同试剂，反复重复实验，基本排除了技术和方法上的问题。这样，我相当相信自己的发现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在此过程中，我还无意中发现了本实验室其他博士后其它方面的造假现象和证据。这更验证了我对这个重大理论是造假而得的怀疑。在实验室主任和科主任对这种重大科研不端嫌疑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本人因其时对哈佛医学院的科研信誉还相当有信心，遂于07年4月向其主管科研诚信的副院长Margaret Dale当面报告了这种发生在本实验室的很可能的科研造假现象，希望她能出面调查这一重大群体造假丑闻。
然而，在一个小时的会晤过程中，我从她嘴里听出了旁敲侧击的威胁。我坚持我的看法，并提供证据，希望她能展开调查。而且我明确表示，如她决定开始调查，我将提供支持和配合。她答应就此事进行问询。在会后二十多天后，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我写email给她，询问她是否已经决定开始调查我报告的科研不端事件。此email发出几天后，我就收到了实验室主任要我走人的email。
这是很直接的威胁和打击。我向本人所在的系里反映这是对举报者的打击报复。希望系里能改正这种违法行为。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主管科研的副系主任Dr. Handin强词夺理地说我的检举是在我收到要我走的email之后，因此不是报复。我对Dr. Handin明目张胆的说谎没有办法，只好向哈佛医学院主管科研诚信的副院长Margaret Dale求救。
Margaret回复我email说，我在4月份与她的见面不是正式的检举；所以要我走人不是报复。后干脆矢口否认了我曾与她会见并举报学院内科研不端行为的事实。我对哈佛大学医学院对我举报的群体造假一事的处理方式及哈佛医学院科研诚信副院长Margaret Dale的赤裸裸的谎言和强盗逻辑惊诧不已，并因此经受了长期的心理压力。
此期间，实验室主任，以及科主任Dr. Bonbentre多次对我进行言语的威胁。哈佛医学院又无人真正关心此事。 我走投无路，于2007年11月向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的科研诚信办公室（ORI）报告，说我由于举报科研造假不端行为受到了哈佛医学院的组织报复。哈佛医学院在ORI的问询下，只好成立了两个内部的调查组来调查科研不端和报复二事。
我以学院的科研诚信副院长涉嫌说谎威胁和报复举报者为由，要求ORI成立外部独立调查组，调查此性质极其恶劣的重大科研不端事件。然而，ORI并没有考虑这一正当的合理合法的要求。这使得内部的调查完全流于形式。而我也在这种完全不公正的内部调查中，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和折磨，以至一度相当抑郁。针对报复案内部调查组在经过非常不公正的匆匆调查之后，下结论说我的工作终止与打击报复无关，只不过是时间上的巧合。
到目前为止，哈佛医学院针对此严重的群体学术造假，据说还在调查之中。也许，哈佛医学院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对我举报的科研造假的调查。哈佛医学院对此案的调查,很可能像他们处理诺贝尔奖得主Linda Buck课题组一案一样，不了了之。此案从我2007年4月份向哈佛医学院科研诚信院长Margaret举报开始，到我2007年11月向美国政府机构ORI举报哈佛学术造假和威胁打击举报者，直到现在，我还没见到哈佛医学院的此学术造假案的调查组对此学术造假案的任何调查情况说明和报告。
南大教授梁莹涉嫌学术造假，自称是研究生时期犯的错，学术造假是否该“画一条时间线”？这事你怎么看？
首先，各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现有制度也不过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产生的科技大爆发为背景下制定的。论文就是在研究讨论新的东西，问题哪有那么多新的让你研究讨论，老教授花了几十年研究的新东西，你让一个学了几年专业的学生上去做同样的研究？中国做到了教育的普及化，这方面做得相当好，但没人能做到即保证质量又保证数量，除非是机械化生产线上出来的，这都还会存在瑕疵品。
而教育科研这块不可能是机械化生产，虽说很多人都说现代中国教育就是机械化生产，但从大的层面上看，国外注重质量的教育方式也并没有甩开中国，中国应试教育反而使中国科技快速与外国科技拉近。这说明了现有中国教育方式大方向是正确的。但顺从时代的前进，也更需要对现有制度进行完善。论文抄袭造假质量低是教育快速普及以及科技发展放缓带来的副产品，有一定客观原因，但绝对不是用来推卸自己职业道德低下的理由，更应该是被社会被制度所批判所消除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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