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坚持前一种批评，反对后一种批评，他特别注意发现新生的显露出卓越才华、预示着远大前途的作家和作品。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中，有许多后来闻名于世的作家，如果戈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注意到他们，说明他们的意义的，正是别林斯基。直率的批评并不是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直率的批评要求实事求是，反对若不捧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的傲法。
别林斯基说:“当我们评论文学领域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将直言无隐地把好的说成好的，坏的说成坏的。”他在赞扬莱蒙托夫的诗歌的同时，对于他某些诗篇中形象不准确，遣词不妥帖的地方也具体地提出了批评。他对果戈理的创作给予高度的评价，但也尖锐地批评了果戈理在《圣约翰节前夜》和《可怕的复仇》中流露的对民族性的错误见解以及如《肖像》这样的失败之作。
即使像《死魂灵》这样的优秀作品，别林斯基在充分肯定其思想、艺术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瑕疵。例如作者毫无根据地硬叫乞乞科夫在查看买进的死魂灵名单时梦想到普通俄国平民的生活，把人物所不能有的思想强加给他，在作品中插入一些与清醒的现实主义不相协调的铺张、浮夸的抒情段落等。他又敏锐地觉察到这“不是作者单纯的偶然的错误，却也许是促成他在俄国文学中完全丧失才能的一粒种子”，因而对果戈理以后的艺术发展方向表示忧虑。
后来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二部中就完全脱离了俄国社会的现实，按照他迁腐不堪的理想来制造虚伪的正面形象，结果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说明别林斯基的预见性。直率的批评表现在对待文坛上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的态度上，是既热情扶植又严格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问世，别林斯基在临睡以前一口气把它读完，第二天一早，就急不可待地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请来，给予热烈的鼓励，从而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发生了决定他终生命运的转折。
但是，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两重人格》，只是不厌其详地描绘主人公生理上的痛苦体验，没有揭示造成悲剧的社会根源，流露出某种自然主义倾向时，别林斯基又毫不宽容地指出了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所走的错误道路。别林斯基文艺批评的直率的态度还表现在主张尊重公众，反对迎合俗众。他有一句名言:“对于文学说来，公众是最高的审判，最高的法庭。
”在任何时代，群众的鉴赏要求与审美趣味是有差别的，有的高尚，有的庸俗;有的先进，有的落后，有的积极，有的消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群众是评定文学作品的最高权威呢？别林斯基认为，要把“公众”与“俗众”区别开来，要把尊重公众的鉴赏要求与迎合俗众的低级趣味区别开来。他曾宣称所主持的文学批评栏，经常加以考虑的总是公众，而不是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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