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们从来不喜欢牺牲自己的信念来博取成功，把卑鄙的迎合和诚恳的努力棍为一谈。”所以看一部作品的价值，决不能只看它是否受欢迎于一时，而要看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历史是公正的，时间是铁面无私的，它会淘汰那些虽然风靡一时但却浅薄无聊的种种作品，而推荐那些真正有价值的艺术珍品。既然读者和观众中间的鉴赏水平和审美要求有高下之分，正误之别，文学批评理应担负起提高群众的鉴赏水平的重大责任。
别林斯基认为:“美文学感受力在一个人身上是被美文学作品本身发展起来的，因此，杂志应该向它的读者提供美文学作品的标本;其次，美文学感受力是被美文学的分析和理论所发展和形成起来的，因此杂志又应该提供批评。”即使到了今天，如何把尊重群众的鉴赏要求与提高群众的鉴赏水平辩证地统一起来，也仍然是文学批评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方面，有的文学批评根本不考虑群众的鉴赏要求，把晦涩怪诞、扑朔迷离、广大读者连猜也猜不懂的作品说成是“新的崛起”，还反过来责怪群众水平太低；另一方面，有的文学批评又迎合一部分人的不健康的艺术趣味，把格调不高的作品奉为上乘。有时过分看重作品的发行量和上座率。对于文艺作品，完全不看发行量和上座率是不对的，因为这否定了要尊重群众的鉴赏要求；但只看发行量和上座率也不对，因为这会流于迎合群众中一部分低级的审美趣味，否定了提高群众的鉴赏水平之必要。
文学作品既要被群众欢迎，又要对大众有益。03 高度的原则性：坚持真理，反对文学批评中的庸俗作风高度的原则性是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的显著特色。他在文学批评中发表的意见，不是出于某种利害打算的随声附和或哗众取宠，更不是屈服于某种压力的违心之论，而是他的深刻信念和热烈感情的结果，他曾自豪地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超出我理解之上的话。
”这是他的自白。他认为：“为了促进学术和文学成就起见，每一个人都可以勇敢而坦白地申述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如果这些意见——不管对或错——是他的信念的结果，而不是出于利害打算的话。”他坚决主张，批评家应当把自己的批评建立在深刻信念的基础上。别林斯基反对在文学批评中的庸俗作风。他说：“我坚决相信，可以尊重别人的意见而又同时对它们表示不同意，尊敬是尊敬，礼貌是礼貌，真理也总是真理，阿谈和情歌只适用在客厅里，镶花地板上，却不适用在杂志上，因为在那里，最重要的是正直的、独立的、不带个人利害的，但却是坚定的、顽强的意见”。
比如，别林斯基与果戈理之间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但当果戈理发表了《与友人书信选》，公然为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辩护的时候，他就无情地、尖锐地加以批判。果戈理写信给他，说别林斯基的文章是一个愤怒的人写出来的，而愤怒则是由于自尊心受到了凌辱。别林斯基在病中写了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指一出如果只是自尊心受到凌辱，那完全可以保持缄默，问题是真理受到了凌辱，这是不能够缄默的。
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之所以有力量，在于他能勇敢地坚持真理，也能勇敢地修正错误。他对于自己所信仰的真理，绝不轻易改变，而对于自己认识到是错误的东西，他就毫不容情地谴责它。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别林斯基曾有过一段与现实“妥协”的时期。他接受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消极因素，并且错误地理解了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他不懂得现存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只有必然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和合理的这样的辩证思想，因而得出了俄罗斯社会的现实也是合理的这样的谬误结论。后来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就严厉地责备自己。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我诅咒我那同丑恶现实和解的丑恶的意图”，“如果我还要结结巴巴地为这一切(指俄罗斯现实的丑恶—引者)进行辩解，就叫我的舌头烂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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