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原商贾捐资修建三原城中龙桥更被称为古今佳话。凤翔的塔寺桥亦是由商民1520余户，集资1600余缗，重新扩建而成的人车分道，三轨行驶的石拱桥。《两淮盐法志》曾记载，“两淮商人籍隶徽西，各为善于其乡，如建宗祠，置祭田，立义庄，义学以及修理学宫，兴复书院，于夫桥梁道路一切利济事各有其郡志可考”。秦汉时期秦统一六国后，建都咸阳，在北方修筑了从云阳达九原的“直道”，新修了从咸阳到成都的 “栈道”，在咸阳城设“咸阳市”，作为商贩贸易的最大场所，还设置直市、平市、奴市、军市等专业市场，秦对国外商人采用“轻税”政策，使各地贩运更加频繁。
同时秦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客观上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增长，使陕西商人进入封建社会后，获得了第一次发展机会。秦因暴政，二世而亡。汉兴，承秦制，商品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汉王朝多次强制迁徙六国旧贵族及高赀商人的后裔于长安周边地区，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使陕西商人的力量获得了巨大的增长，有力地冲击了自然经济的束缚。
汉王朝建都长安，使“长安商人”第一次名副其实地流播于世。长安规模庞大，是罗马城的三倍，有人口24.6万人，是国际大都市和全国商业中心。隋唐时期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的强盛，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使陕西商人以天子脚下，首善之民的优势获得了第二次发展浪潮。隋炀帝大业元年“迁天下富商大贾数万于东京”，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
进入唐代后，唐太宗励精图治，选贤任能，使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长安成为当时最大的国际商贸中心，城区面积84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陕西商人以“帝都商人”的雄姿，在唐帝国的广大区域内纵横捭阖，将大唐商人的雄姿释放得淋漓尽致。隋时的陕西商人已是“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进入盛唐后更是“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在通商贸易中，陕西涌现出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大商贾，形成了陕西商人历史上的第二次发展高潮。
明朝以前的秦商，位居三大商帮之首，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国商’。明清时期明政府为巩固边防，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政策，直接诱使了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网络的形成。同时，为了安抚边外少数民族在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的特殊政策，为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陕西商人抓住了明清中央对陕西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历史机遇，以西北川贵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西，贩盐于江淮，运布于苏湖，销皮于江南，在中国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迅速崛起，号称“关陕商人”或“西客”，成为明清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中活动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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