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魅力的作家,她一生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剧本评论,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张爱玲小说超越了她所处的时代。她的小说无论是选材、立意,还是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语言技巧无不显现出个人的特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她的小说无论是超越雅俗,还是对边缘化小人物的深入描写,都是20世纪40年代的其他任何作家无法比拟的。

因此她的小说不能归于任何一个小说流派,而是个独特的存在,为中国小说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张爱玲贡献了一批文学精品,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在中国小说史具有坐标的价值。其小说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和女性文学的新天地张爱玲的小说,与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的作品相比,具有更为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

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远离抗日救国的主流话语,把眼光投向了“婚姻、爱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其小说集《传奇》刻画了一大群真实地生存于男权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一样,从女性本体出发,怀着对经济和精神上缺乏独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孜孜于女性悲惨命运的写作,通过对一系列女性殊途同归的可悲命运的描写,既揭示了男权社会制度、传统文化及习俗对女性的摧残,更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从女人原罪意识出发,对女性自身的人格弱点进行了思索与批判,开启女性批判立场。

张爱玲是人物刻画的巧匠,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变态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尤其是对两性心理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进展,体现了作者对人物丰富复杂内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种社会根源,使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小说的叙事方式采用传统的全知视角,并利用反讽和参差对照的写法构成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在时空设置、故事情节、人物活动等方面的结构安排上独具匠心,使小说呈现出色彩纷繁的面目和悲悯苍凉的美学基调,将读者一步步引进作者营造的苍凉世界里去。

小说意象的营造丰富而传神,她善于将声音、气味、色彩等感官调动起来,具有鲜明的视角性和立体感。小说的语言风格也别具一格,词语既典雅又通俗,既艳丽又灵透,造语新奇,“通感”手法运用得当,艺术感觉异常敏锐精微。张爱玲散文所体现出的情、趣、理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同她在散文中所运用的独特艺术手段分不开。首先,在文体上,她采用了议论小品文的文体。

其次,在语言的运用上,她采用的是形象的叙事语言和精警的议论语言交替的使用。在散文中,她常用的一个艺术手段就是采用一些物化的意象将人物、景物或心情传达得精致、细腻、形象可爱,充满着艺术的韵味和精致。作家萧红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龙王庙路南的张家大院。文学创作1933年3月,参加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两幅粉笔画。

4月,以悄吟为笔名发表小说《弃儿》,是萧红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随后发表诸多作品,踏上文学征程。文体特征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创造出场景性的小说结构。系列散文《商市街》在发表时曾遭到“看不明白”的议论,因为萧红使用了不少小说的技巧,这样的写作形式在20世纪30年代异常新颖,从文体上看,它更接近小说,不过它又是“不折不扣的生活记录”(萧军《商市街·读后记》)。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商市街》、《生死场》到《呼兰河传》,萧红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的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

更准确地说,是把传统文学中高雅的部分——诗和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萧红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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