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不但笔画更少，形体也已化繁为简；不但字形向扁方发展，笔道也在变圆为折。扼要说来便是：秦小篆“不切实际地保留了较多的象形成分，使得笔划圆转、笔速迟缓”，隶书则“化圆为方，折笔简疾”⑦，是一种更有效率的信息传递工具。所以，许慎才会在《说文解字》里说：秦帝国统一之后，“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没完没了搞事情，结果便是“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这些事全都摊到底层秦吏们的头上，导致他们有大量的文书工作需要去做；更容易书写的隶书，而非雍容华贵的钦定小篆，就成了他们一致的选择。
秦帝国灭亡后，小篆成了一种装饰性文字，有时会被用于碑额与印信。但留存至今的汉碑与汉简，主要是隶书，很难见到小篆。也就是说，秦始皇的“书同文”，实际上是失败的。♦ 东汉隶书所刻“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1964年出土于北京西郊。既然民间（主要是底层秦吏）已流行更易书写和辨认的隶书，秦始皇与李斯们“书同文”时，为何不在现成的隶书上做整理，反要另起炉灶推广更难写的小篆？这或许是因为，隶书的“出身”太过卑微。
关于隶书的由来，汉晋之际的知识界，流传过“程邈狱中造隶书”的故事。大意是：程邈是秦帝国底层衙门里的一个狱吏，因事被判入狱十年。程在狱中不愿虚度光阴，整日推敲自己从前做文书工作时常用的那些字，对它们做了改进，更便于书写。出狱后，这套新文字得到了秦始皇的青睐，“以为御史，使定书”⑧，于是就有了隶书。这种故事，可信度自然是低的，底层囚犯被始皇帝看中，更接近演义而非史实。
但它的广泛流传，至少意味着在两汉魏晋之人看来，隶书的创造者（或曰整理者）只能是底层使用者。在当代，则有学者认为，秦国隶书的源头其实是兵器铭文。秦制，工匠造出兵器后，须刻上“工隶臣某”这样的文字，“这类文字是刻画上去的，须用很大的力气，因而也形成了与篆书完全不同的握笔（刀）方法和运笔（刀）方法”⑨。刻字时多用直线和折笔（隶书的基本特征），要远比多用曲线和圆笔（大篆和小篆的基本特征），省力太多。
这种说法，未必是正确答案，但却是一种很合理的解释。消灭六国后，秦始皇自认为是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为了配得起这一伟大，他搞了许多事，不但给自己创造了“皇帝”的名号，还废除了针对君王行之已久的谥法。在他眼里，从前的名号没有一个配得上他，当代及后世之人也没有一个有资格对他做出历史评价。不难想见，当秦始皇决定废除东方六国的文字，来一场“书同文”的大变革时，绝不会选择“出身”卑微的隶书。
只有那经过李斯等人整理、得到了嬴政审核通过的小篆，“结字纵长，结构均衡对称，线条匀整，行笔宛转圆通，一派端严整饬、和谐典雅的典范美形态”，才配得上用来记录秦始皇的赫赫功绩——今天所能见到的秦小篆，如“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全部是在歌颂秦朝帝王。⑩♦ 泰山刻石拓本有学者如此评价秦始皇的这种做法：“秦灭六国之后，本该顺应时势，采用简便的隶书。
但是秦国为了保持征服者的尊严，竟然采纳李斯的主意，断然逆历史的潮流而动，下‘书同文’之令，以早已过时的小篆作为标准字体强迫推行，并以严刑峻法作为后盾。……秦亡之后，各级政府迅速改用隶书作为通行文字，足以说明秦的‘书同文’非但不是功劳，而且是逆历史潮流而动。”⑪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靠着强力解决。秦始皇死后，秦帝国土崩瓦解。
早已用惯了隶书的秦吏们，迅速投入了新王朝的怀抱。在新时代，是隶书，而非秦始皇钟爱的小篆，实现了真正的“书同文”。①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②许慎：《说文解字·序》。③图片引自《中国教育活动通史第2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山东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④《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8月第1次印刷，第44页。
⑤王立群：《千古一帝秦始皇（下）》，大象出版社2016年版，第320页。⑥王蕴智：《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现象探索》，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⑦殷伟仁：《隶书之源非小篆》，《江海学刊》1995年第3期。⑧卫恒：《四体书势》。⑨马超、胡长春：《六国文字与隶变关系的再思考——黄惇先生＜战国竹简墨迹的笔法问题＞一文阐微》，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文章TAG：南京艺术学院 投稿 学报 格式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投稿格式 怎么投稿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