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意识流小说兴起，“我”可以大量叙写心理活动，意识与潜意识、现实与梦幻、现在与回忆等可以极度自由地流淌出来，但作为“我”的意识流，不论是现实或神话，也都应有一定的特征性品格。阿来的小说叙事确有些意识流叙事的特征，但又显然不是意识流，因为他的叙事目的在借生活事件的回忆式叙述，表达自己的一些体验，有点借事抒情写意的诗歌味道，与意识流叙事目的显然区别。
阿来小说似一种“回忆流”叙事，然而他又将回忆性叙事与现实性叙事如此恰到好处地交织在一起，让人莫辨真幻。于是，这些经典叙事理论又一次被阿来的小说叙事颠覆。在小说中，作者将所有往事的逼真再现，包括大量回忆中人物的对话，都用现在时态进行超时间的共时表达，造成非逻辑性、非性格化、乃至非回忆性的叙事效果。读者看不到“我”的个性化或典型性特征，更看不到“我”成长过程中因年龄、职位等而变化的语言、性格、心理等成长历程。
小说中的“我”一样，既非个性化、亦非典型性，也见不出成长历程，因而被有的论者评为叙述方面的显然的失误和在人物性格逻辑上的一些混乱。但如果从诗学的角度去看，这是可以得到正向解释的。抒情诗是无须写出抒情主人公或人物的个性性格的，也无须典型化，它以意象组合，融化为特定的意境与境界，隐含地表达着抒情主体的一种情志、一点体悟、一缕思绪、一些感受。
阿来小说的非个性化、非典型化的叙事，正是服从抒情诗的原则，将无数段“我”的回忆连在一起，向读者展示的不是人物形象，不是性格、个性、典型，而是抒写“我”对一系列往事(生活事件、历史变迁、民族命运、人性本相、理想追求等)的丰富充盈的体验感受。由是可见，传统小说叙事学认定的服从人物形象塑造的一系列规范，被阿来小说的诗意化叙事打破，走向了心灵的展示。
03 叙事逻辑的颠覆走向非逻辑的叙事，是阿来小说叙事具有诗性特色的又一原因。一般来说，叙事型文学作品，无论是写实型、浪漫型，还是象征型、魔幻型，都要遵循逻辑规律。或生活事理逻辑，或心理性格逻辑，或情感想象逻辑，或变形虚构逻辑等等，要么遵循客观生活真实原则，要么遵循想象虚构原则。总之，都要合乎艺术真实，或让人觉得可信。
然而，阿来没有这样做，他一方面极力制造真实感，可信性，另一方面又极力颠覆真实感，可信性。以一种逻辑与非逻辑混杂的叙事策略，将叙事文本变成了诗歌文本，以诗的超逻辑的张力结构，将那些不可能同时发生或不可能成为事实的东西，变成了可能，化为了真实存在。《尘埃落定》的整个叙事充满了逻辑矛盾。作者让一个既傻又不傻的人承担叙事者，这是引起读者、评论者理性解读时逻辑困惑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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