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认为的武王姬发，一定是对无道昏君深恶痛疾，恨不能手刃之，然后励精图治，运筹帷幄，最终大获全胜的英武果敢形象。但是，《封神演义》原著里面武王姬发的形象，与我们通常认为的有所不同。不但武王形象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连西伯侯姬昌的形象也不是伪善的。这或许会与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或者我们一般人认为的有所不同，但《封神演义》里面，他们不乏智慧，但也确确实实是仁德君子。
比如，西伯侯姬昌，在前往朝歌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此番前去凶多吉少，该有七年之难，但并不畏惧，亦拒绝了长子伯邑考的以身代父难的请求，是为大智大勇。临行之前，他嘱托国事，吩咐伯邑考守法安民，弟兄和睦，特地与母亲太姜以及元妃等人作别，是为大仁大孝。总体来说，姬昌的人品是没有什么说道的，即使后来身居羑里，也是感化众人，被赦归的时候大家也是牵羊担酒，十里相送。
可见圣人在民众心目中的位置。然而，圣人虽然品行完美，却也难以避免人生之不幸。对于姬昌来说，他智勇双全，仁孝慈爱，遇到好人自然不需担心。但是遇到了小人，那就难免灾祸了。本来，姬昌在朝歌的口碑声望都不错，交际范围也很广，获得比干、黄飞虎、微子等人力谏，因此很容易就从纣王和妲己一开始布下的天罗地网中逃脱。不想费仲、尤浑等奸臣仍然不肯放过他，故意趁着百官给他践行的机会设计让他喝酒后来演算商朝国运如何，二人终身如何，明摆着给他挖坑。
不料姬昌“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姬昌，果然中计。如果姬昌不曾喝酒，也许就不会“酒后吐真言”，但他虽是仁德君子，却是少了防人之心，最终不得不屈居羑里七年，形同软禁。后来，虽然迫不得已食子之肉，但皆情非得已，岂不抑郁于心，惨痛于衷。七年之灾既满，姬昌励精图治，越发礼贤下士，网罗了姜子牙等一批能人。纵然受了姜尚怂恿前去讨伐蛊惑圣聪等崇侯虎，其本意也不过劝君王为尧舜而已。
出发点是非常好的。王曰：“卿言虽是，奈孤与崇侯虎一样爵位，岂有擅自征伐之理？”子牙曰：“天下利病，许诸人直言无隐。况主公受天子白旄黄钺，得专征伐......大王今发仁慈之心，救民于水火。倘天子改恶从善，而效法尧、舜之主，大王此功，万年不朽矣。”文王闻子牙之言，劝纣王为尧、舜，其心甚悦，便曰：“丞相行师，谁为主将去伐崇侯虎？”子牙曰：“臣愿与大王代劳，以效犬马。
”文王恐子牙杀伐太重，自思：“我去还有酌量。”没想到的是，姜子牙擅自做主，和崇黑虎里应外合，将崇侯虎父子皆行斩杀。文王在旁，本不忍加诛昔日同僚，却一不小心见了崇侯虎首级，至此郁郁而病。因为他知道自己此行有违本心：一不该擅自征伐，二不该自行擅立崇黑虎（其实西伯侯对崇黑虎陷害其弟的不义之行颇为不满，只是骑虎难下）。
死前，他也知道有些事可能已经偏离了自己最初的轨道，即他本对天子忠心耿耿，却因为种种原因而做了对不起天子的事情，而且照此趋势发展下去，西岐必然会在姜子牙的带领下讨伐殷商。所以，他临死前特地吩咐姜子牙：“纵君恶贯盈，切不可听诸侯之唆，以臣伐君。丞相若违背孤言，冥中不好相见。”姜子牙泪流满面地答应了。同样，他也千叮咛万嘱咐自己的儿子姬发不要以臣伐君，不要“遗讥后世”。
最后，文王死前还说了一句“孤蒙纣王不世之恩，臣再不能睹天颜直谏，再不能演八卦羑里化民也！”死前最后一句话不提自己被害死的长子伯邑考，居然念念不忘纣王和羑里之民，是忠君爱民之士无疑也！身为文王的儿子，武王姬发必然对父亲死前的一幕历历在目，时时刻刻不敢忘其教诲。这就导致他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无法坚决。但武王毕竟号为武王，不是文王。
这就说明了武王与文王的不同。武王和殷商公然开始做对是从招纳殷商叛臣黄飞虎开始的。当然，或许也可以追溯到更早，那就是自立武王。本来，这等事情，无论如何也是需要禀报朝廷的。可是他们居然不禀报，可见其妄自尊大的野心。此外，一个被殷商四处追杀的“叛臣贼子”，居然在历经重重磨难之下投到了他武王名下。一则说明西周此时到盛名，三分天下，周已有二。
二则说明武王翦商的决心。不然，西周何以宁愿冒着损兵折将的危险而去招纳殷商的叛臣？要知道，从此以后，西岐面临了三十六路诸侯的征讨，死伤无数。可见，武王的野心已经按捺不住了。每次面对敌人，姜尚打出的旗号，也不过是凤鸣岐山，周室当兴而已。可是天命这种东西最是玄乎，不到最后一刻，谁有权力说天命已定？更何况你姜子牙道行浅微，那些能人又焉能服你？在姜子牙，这样的理由是完全可以的，各为其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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