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不仅战术设计高超，也有严格军纪保障下的卓越执行力。1213年9月的阳河谷之战，成吉思汗率军34000人欲歼灭镇守要冲的10万金军。蒙古的策略是中路人马直接攻击守军；同时利用阳河谷周遭的复杂地形做掩护，东西两路骑兵翻山越岭迂回至金兵的侧翼和身后。这个计划看起来简单，实则难在各路军队执行与配合的精确和到位。
如果中路进攻过于猛烈，金兵很有可能直接撤退，蒙军丧失了包围的可能。东西两路如果过早攻击，则很可能被金兵识破意图；或者两路发起攻击时间相距过久，则由于人数劣势可能被金军反制。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出现，金朝全军都很可能成功撤回阳河谷后面的居庸关，蒙古则将面对艰难的攻城战。实际情况是，蒙古中路佯攻吸引了守军的全部注意力，包抄骑兵成功直插守军两肋和身后。
8万金军遭屠戮，尸体堆满阳河谷。此役蒙古的斥候和传令兵发挥了关键作用，确保行军与进攻的准时、协调、恰到好处。其三：情报搜集、战争准备与士兵训练蒙古的情报搜集也非常厉害。情报系统是国家军事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的情报网络和商人充当的间谍遍布欧亚大陆。每次大规模战争和战役前必定是谍报先行，在分析情报的基础上制定作战方案。
1218年，花剌子模的海尔汗抢劫蒙古商队，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杀死了蒙古交涉的使者。同年的忽里台大会上成吉思汗决定发动第一次西征。此前通过丝绸之路上的商队间谍，蒙古人对花剌子模已经有相当的了解。西征的战争规划周密完整，备战充分，事无巨细，甚至是过于小心谨慎。高级将领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制定战争规划：分析双方形势、战略目标、进攻路线选择、军队数量及构成、每支部队的目标与任务、后勤保障等。
蒙古人召集了10万蒙古新兵参战，但他们缺乏实战经验。成吉思汗在1209年整个夏天高强度训练新兵以达到作战部队的水平。蒙古还征召了围城战需要的工程专家和士兵等近万人，准备大量的破城槌、投石机和火药等。物流保障方面，3000多公里的行军路线上设置军火库，修路架桥。军事立国的蒙古非常重视军队各类各级人才的长期培养。
蒙古儿童从四五岁起就送到戈壁里的学校练习射箭和骑马，到十五岁应征入伍时，已具备优异的骑射能力。蒙古军队的训练方式接近现代军事的实操演习，主要目的是掌握实战中的行军、布阵和战术以及面对面的近身武器格斗，训练严格残酷。成吉思汗在只有13000人的军队时就用此种演练方式。军队达到5万人以上的规模时，演习所需场地过于庞大，管理过于复杂，成吉思汗以狩猎活动取而代之。
为什么世界各大文明，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都有弓箭这个武器？
无论是上古部落时代，还是国家形成之后的战争时代，使用弓箭都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可以说，弓箭的发明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也促进了战争形态的变化。在冷兵器时代，弓箭是威力大、射程远的兵器，能够远距离御敌，是战争胜败的因素之一。箭头为铜或铁制，杆为竹或木质，羽为雕，鹰或鹅的羽毛，分为单体弓、牛角弓、复合弓和层压弓。
人类的思维模式是相似的，发明弓箭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世界各地文明的发展，都有对于具备弹性花草树木和动物毛皮的考古遗迹和改造利用，在文字出现后也有很多弓箭的描写和图像留了下来，弓箭可以说是全世界文明之间相对独立的发明，与石器取火等情况类似。著名的神话后羿射日就说明了此种情况，古老的《易经·系辞》中记载：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仅仅以华夏文明为例，在今天山西朔县的峙峪遗址中，三万年之前的人们不断摸索，已经有射箭的活动。根据《翠微先生北征录·弓制》中记载：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当然，弓箭的出现最开始不是用来战斗的，而是狩猎过程中发现的，并不断运用，在世界一些部落文化里，还是求偶的重要工具。在中国也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学理论发轫时期，六艺就包括射术，是贵族社会生活的专利。
著名文献《礼记·射义》就说：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而不中则不得为诸侯。后世形成了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乡射礼四级模式。东周之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射箭成为一个夺取性命、攻城掠地的血腥工具，历朝历代也严格控制军用弓箭的来源，由朝廷制造局统一生产与配发。由于传统儒学理论强大的融合性，射箭逐步具有了一些哲学意义，寓德于射、寓礼于射、寓教于射，持有什么样的弓箭是地位的象征，表达出人生的感悟，在《射箭之道》一文中：起射线上，无情、无欲、无念。
射不动心。有欲之射，必成滥射；无欲之射，方可精射；无射之射，是为至射也。当热兵器出现并大规模投入使用之后，弓箭从冷热并用到逐步被淘汰，到了清中期就基本成为朝廷八旗绿营将领士兵操练的仪式性武器，所配之箭有41种之多，弩有4种，骑射被历史所淘汰。当然，中国当代的射箭活动成为传统文化爱好者们的开拓园地，提倡中华射艺回归古典，仅仅是作为一个民间喜好面孔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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