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时的他们与吴三桂不仅有着巨大的认同感与同理心，更是利益的共同体，他们对于吴三桂的认可与支持远远超过了清朝的皇帝与朝廷。所以印信对于吴三桂来说，并不重要，收回印信并不能阻碍吴三桂对于军队的管控。与此同时更为严重的是，清朝收回了印信，非但没有能能够限制吴三桂，反而吴三桂依旧能够施展其影响力。镇守云南的吴三桂，就曾以“构衅苗蛮，借事用兵”为名，要求朝廷允许其扩充军队，补充军饷，朝廷也只能答应。
长此以往，使得当时的现实并不是“三藩之用半天下”，而是吴三桂之用“半天下”，因为当时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约一千万两左右，而三藩的费用高达一千一百多万两，吴三桂一藩的开销就占据了一半，这也导致了清朝政府与吴三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次是在行政权力上。尽管清朝收归了其人事任免权，地方事务管辖权也开始逐步收回，但是依旧不能改变吴三桂是云贵“土皇帝”的现状。
一方面，云贵地方的官员，仍然是以吴三桂的旧部或者经由吴三桂推举任命的官员为主，真正有朝廷指派的官员数量并不占有优势；另一方面，前往云贵的官员，皆为自己的前程，甚至可以说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到任后马上依附于吴三桂，因而吴三桂已经把持着云贵的官场势力。最终，吴三桂与朝廷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逐渐发展为了叛乱。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遂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云贵的吴三桂也提出了撤藩请求，康熙皇帝也予以了批准。实际上，三藩之中，真心实意想要撤藩的只有尚可喜，并且，也仅仅是尚可喜本人想要撤藩，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儿子尚之信也并不赞同。
然而此时的康熙皇帝也因为年轻气盛和急于求成，犯下了巨大的失误，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力排众议，决议撤藩。康熙的这一举动，不仅极大的刺激了吴三桂，也刺激到了吴三桂手下的官员和将领们，特别是与他一同投降清朝的“关宁铁骑”的旧部，这些人反而成为鼓动并且支持吴三桂叛乱最为坚定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也是吴三桂军中的核心与骨干。
于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兴明讨虏”，起兵造反。耿精忠、尚之信以及盘踞在台湾的郑氏集团纷纷响应，一时间叛军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土地，与清军隔江对峙。康熙皇帝则是立马组织兵力予以抵抗和反击，最终经过八年的努力，终于平定了“三藩之乱”。
霍光废了刘贺让囚徒刘病已当皇帝，刘病已是如何坐稳皇位的？
汉宣帝刘病已，历史上最被低估的皇帝之一，他功绩不亚于汉武帝，而铲除以霍光为首的霍氏一族，从而坐稳皇帝宝座，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霍光废掉刘贺后，囚徒刘病已为何成为皇帝？刘病已是汉武帝太子刘据的孙子，当初刘据因为巫蛊之祸而起兵造反，战败后在逃往途中自杀而死，其家人也都被杀，只有尚在襁褓之中的刘病已活了下来，但也被关押在长安的郡邸狱，被廷尉监丙吉保护起来。
当时汉武帝并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嫡曾孙刘病已还活着，那时候他体弱多病，有一次一个望气者对他说，长安的狱中有天子气，他听完非常生气，就下令内谒者令郭穰，让他将长安监狱中的犯人不分罪名全部处死。汉武帝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准备立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所以当他听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的时候，认为这是个巨大的威胁，所以下狠心要处死全部犯人。
郭穰不敢怠慢，很快就杀掉了几个监狱的犯人，但当他来到郡邸狱的时候，却被丙吉以皇曾孙在狱中为由给阻拦下来，郭穰十分恼火，就跑到汉武帝那里去告状，汉武帝这才知道了刘病已，顿时动了恻隐之心，便下令将刘病已释放。没过多久，汉武帝就去世了，他去世前留下遗诏，让太子刘弗陵继位，让霍光等四人作为辅政大臣，并下令将刘病已恢复宗室身份，收养于掖庭，那时候刘病已只不过五六岁而已。
汉武帝去世后，刘弗陵继位，由于他年纪小又有没有根基，所以四位辅政大臣掌握了军政大权。后来，四大辅臣中的金日磾去世，桑弘羊和上官桀又遭到霍光打压排挤，霍光逐渐成为朝堂上唯一的话事人，其家族多人在朝廷担任要职，势力非常之大。霍光是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当初卫氏一族遭受汉武帝打压，霍光因为只是卫氏一族的边缘人物而得以幸免，又因为他办事得力，二十余年没有犯过一次错，因此成为汉武帝晚年最为信任的人物之一，并成为托孤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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