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雍正13年暴亡前，其炼丹规模已是无以复加。短短几年的时间，痴迷如此至深，除了寻常帝王的苛求长生之念外，结合密折制度、粘杆处的特务机构——即民间传说之血滴子、整饬吏治、以及一系列的对清王朝中兴有重大作用的举措，比如从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火耗归公、改土归流、废除贱籍等减轻万民的负担，增加财政收入的波澜壮阔的全域性改革之中，便可得窥其为何会痴迷于炼丹的玄机。
下面先将大家接触不多的”改土归流”和”废除贱籍”解释下。在大清的西南方向，有好多的少数民族集聚区，这些地区，原来都是由当地的土司进行管理。雍正4年，雍正爷命令取消土司制，引入了随时可以任免的流官。这不仅对减轻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负担很有帮助，而且对清王朝实施全国性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也有重大的意义。而废除贱籍，则是废除了以前统治者强加给某些人受歧视的身份之举。
比如有官妓、蜑户（世代不许上岸的渔民）、堕民（多任婚丧喜庆之杂役）等身份的人，这些贱民没有人权保障，不许参加科举，不许从事农工商学之业，也不许与普通百姓通婚。只能自体联姻，还需集居于城垣的破落处，任何人都可以使唤和欺凌之。雍正爷全部废除了他们的贱籍，升为平民。这是封建社会在人权方面的重大改革。让这些人脱离了痛苦的深渊，也使清王朝没有走向印度那种高低种姓之间，互相仇恨、一盘散沙的结果。
雍正爷的如此举措，确实功德无量。因为上述的这一系列的改革，损害了皇帝所代表的士绅阶级的既得利益，必将受到士绅阶级的日夜诅咒和暗中抵抗，甚至招致士绅阶级同仇敌忾、明目张胆地反扑。虽然雍正爷刚直明睿、执法严苛、政治技巧娴熟，但由于顶级同盟军的襄助之力不丰（仅十三爷支持他），这种严峻的形势，必然造成雍正爷独负巨大的精神压力。
换个角度来说，此刻的雍正，只是个众叛亲离的船长，为了让王朝之舟行之更远，不得不经常弹压船上所有心怀私欲的手下、极尽正常或非正常的政治手段，逼令他们好好开船。失去利益收入刺激的水手，则一定会消极怠工、从中使坏。船长就用恐怖的密折奏报和特务监视，来冲跨他们持续顽抗的防线。天长日久，就雍正爷来说，除了依赖特务机构的支撑外，还必须去寻找一个超然世外、更为厉害的道术，来给自己延命再战和舒缓心理上的创伤。
然而这种自我救赎，却偏偏以食丹为手段。以今天的常识来看，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不过，就此蠡测雍正朝锐意改革之难，士绅阶级把持朝政、以逞私欲之顽固，倒是个不错的佐证。二，乾隆草草为那般？根据4的记载，乾隆皇帝一改清朝皇帝驾崩，须停灵乾清宫的旧制。于同年九月，将父皇的梓棺安放在雍和宫。雍正爷驾崩的圆明园位于紫禁城西北方向，取近道运回雍正的灵柩，由北下门进京。
他的灵柩也就被草草地安放在雍和宫了。这种不忌旧制，凸显草率的做法，未免泄露了新帝乾隆，对雍正爷执政理念的“外尊内恶”的心理。出于儒家“亲亲得相首匿”和“为尊长讳”的正统理念，乾隆帝在表面上当然必须维护雍正爷，一位父亲和皇帝的尊严，另一方面，他的治国思想与雍正爷的执政理念，又是那么的泾渭分明、风格相左。
初年便不讳言自己“赋性宽缓”，倡导“政尚宽大”。雍正爷亡故才一个月，就将被雍正爷削掉宗籍、并圈禁而亡的政治对手胤襈、胤禟恢复了宗籍、收入了玉牒，还赏其子孙红带。为缓和雍正爷因改革之故，与士绅阶层所形成的尖锐矛盾，乾隆皇帝将雍正年间，因贪赃被革职的官吏一齐复职，对随后的贪污案，也不予追究，放松对官吏的考绩。
于是，吏冶又崩坏了。一句话，乾隆从登基伊始，便急于实施宽政，完全颠覆了雍正严治国、苛治吏、仁施政的风格。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说明乾隆在未登基之前，就对其父的做法很是反感、乃至是暗中反对的。只不过，当时未被雍正爷在生前所发现而已。怪不得有人戏言，乾隆唯一的成功，是让雍正当上了皇帝；雍正唯一的失败，是让乾隆当上了皇帝，诚如斯言。
那么，草草平息雍正爷驾崩的事态和随意停灵于雍和宫，除了不让雍正食丹而亡的消息外传，出于儒家理念，维护清王室和自已的颜面之外，难道就没有嫌弃雍正与所有士绅阶级为敌的态度表露的成份在内吗？这位自诩“文治武功、十全圣君”的乾隆皇帝，真的以为，自己从雍正王朝继承而来的5千万两的财政盈余，和”七下江南”时的歌舞升平，是仅凭一己之势所能造就的吗？如果真那么想，只能说乾隆狂妄！要知道，雍正从康熙手里接过的江山，除了康熙爷造就的幅员辽阔的雄蹈伟略之外，还要负责还清巨多的康熙王朝所积歉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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