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红颜祸水。没出嫁，就搞出了这么一件事。所以古人所说的“红颜祸水”因此而得之。本来，他的女儿怎么也得嫁一个小国的诸侯。今天有书君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被称之为“红颜祸水”的四大妖姬。她们的确是“红颜祸水”，而那些迷恋红颜而胡作非为的君王们，难道不更是罪孽的“罪魁祸首”吗？有书君语:有书送书季开始啦~每周会免费赠送1000本实体书给大家作为福利，本次送出的是年度必读之书《无声告白》。
如何看待《金瓶梅》？
在看待《金瓶梅》的问题上，淫者见淫，智者见智。有意思的是，在意“如何看待金瓶梅”的人，往往对它了解不深入，甚至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书。也就是说，是一个求引导，而实际上也是一个被引导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官方出版这本书的态度，以及背后决策者的看法。相信这是“看待《金瓶梅》”不可错过的视角。
我们就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版《金瓶梅词话》的过程来切入。这两版出版时间隔了28年。第一版是1957年根据东吴弄珠客作序的刻本重印的线装本，两函20册，以古籍刊行社的名义出版。第二版是1985年出版的署名兰陵笑笑生著戴鸿森校点”版本，平装中下三册。这两版的背后，都与当时的最高决策者，对，就是毛，有关系。
《金瓶梅》历来评价高，但因为其中的色情描写，不可避免在建国后成为禁书。1950年代出版《金瓶梅》，想来是个奇闻。根据当事人回忆，说是毛在一次讲话中说，从《金瓶梅》中可以看到16世纪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广阔图景。这书可以被当成内部读物来重印。高干可以开开眼界。担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许觉民回忆说，毛要印《金瓶梅》的指示，是王任叔在中宣部听的。
印数本来定了1000部。王任叔认为印一次不容易，不如印2000部。然后严格控制发行范围。这一版的发行手续特别严格，想买的人要满足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学者。而且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出版线装本《金瓶梅》后，毛认为只能作为内部读物。应该另外出版一部经过整理的《金瓶梅》，让一般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
这个意见，周扬知晓，但开始并没有立马开始。过了1年多以后，有一次毛问周，《金瓶梅》的整理本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出版？周这才马上派中宣部出版处长包之静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要要求尽快出版排印本的《金瓶梅》。据当时参加点校的戴鸿森说，只用了三五个月，稿子就交来了。但初稿是任意删削、改写，几乎“面目前非”。于是，集体反复商议，让戴鸿森单拟整理方案，从头整理。
从1962年下半年起，政治形势一天紧张过一天。人文社里没有人敢再去过问顶着“淫书”之名的《金瓶梅》的整理出版这件事。直到文革结束后，人文社才从新开始整理。这一次的点校可以说是除去了秽亵，像郑振铎说的，瑕去而瑜显。从文本上说是这样，但让你选的话，相信大多数人不会选这个版本。上面的出版过程，从侧面说明了几点。
对潘金莲这个人物，你怎么评价？
潘金莲这个人物是《水浒传》和《金瓶梅》中大书特书的不贞妇女的代表，出于对前主人的不满而向主母告发，最终被主人惩罚嫁给了矮丑穷的武大郎，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被压迫妇女的形象啊！于是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般的女主开始向往自由，追求真爱，这也是女权主义的雏形啊！然而，事实却没有这么简单。评价潘金莲，周总理如是说：2019年1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文章《周恩来与北京人艺》，文中记述，1961年4月底，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先后两次观看北京人艺正在上演的《潘金莲》。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邀请导演、主演、剧院领导等前来参加座谈会。会上就如何看待《潘金莲》这部戏中的人物形象，大家相继发表了相关意见。周总理在充分听取了大家意见的基础上总结发言：“潘金莲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张大户压迫潘金莲，她反抗是好的，值得同情。可是后来她变了，她杀了人，而这个人又是劳动人民，是一个老实的农民。
潘金莲和西门庆的私通行为是走向堕落，这种行为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同情了。如果潘金莲为了求解放，出走了，或者自杀了，当然会使人同情。劳动人民总是把同情放在被压迫妇女方面。我想，祝英台、白娘子这些人物，都没有杀人，没有堕落；茶花女也没有因为求得个人解放而危害别人；陈白露也没有杀人嘛，她救了‘小东西’，最后自己牺牲了，所以我们同情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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