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还是拿法国来作例子。在法国,穆斯林群体的融入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据2017年的非官方统计,法国约有450万的穆斯林人口,占了法国总人口的7.5%。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除此之外,穆斯林人的生育率还远远高于法国本地人,也就是说,假以时日,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就会自动的逐年提高,哪怕你以后不让一个穆斯林进来也不行。

随着族裔间人口比例的不断变化,法国会面临着更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动荡。高福利“能高不能低”想象会使得欧洲国家最终“破产”福利问题有个很无语的现象,那就是凡是福利,都是“能上不能下”的。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就是由这个“能上不能下”引起的。法国政府不过是把柴油税每公升上涨了7欧分,汽油税每公升上涨了4欧分,这还是为了履行《巴黎气候协定》,减少地球环境恶化所做的“正义”承诺。

没想到这点福利的减少,就引得法国民众群情激昂,给马克龙来了一场影响极大的“黄背心运动”。当然,你也可能会说,法国的油价比我们的还贵,再涨当然会使得法国民众受不了。但你别忘了,在法国,油价是贵了点,但不是还有其他方面大量的高福利吗?法国民众在游行示威时,为什么就不想想自己就因为生在法国,就有了有高福利的待遇,就已经要比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生活富足,工作愉快了,就这一点燃油锐就上调就不能忍?说到底,这就是给高福利惯出来的毛病。

高福利养成了欧洲民众的贵族心态,为了满足这种心理需要,政客们就必须在高福利政策上不断加码,政治精英一到换届选举就会给选民许诺更多的好处,以换取选民们手中的选票。比如,随着英国12月12日的大选的临近,英国工党党魁科尔宾就抛出了两项夺人眼球的承诺:一是让全国家家户户都免费使用全光纤宽带,一是在英格兰提供免费的全民牙科检查。

听起来,这两项“施政措施”都是小打小闹,但你要知道这是在福利开支已经占比25.9%的英国,英国可是一个缺钱的国家,不然它也不会脱欧了。科尔宾的承诺能不能吸引到选票先不说,单说他这种为了讨好选民就如此不择手段信口许诺就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做法了。就因为社会福利只能高不能低,所以没有那个政治人物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消减那个高福利去。

这样就只能导致福利开支越来越大,在GDP的占比越来越高。在欧洲国家经济普遍不太景气的情况下,这种福利越来越高的现象无疑就是在饮鸩止渴、就是在挖肉补疮。“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高福利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欧洲国家不能很好的解决好福利高低这个“度”的问题,还是让福利开支在GDP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那么总有一天,过高的福利会变成一剂真正的毒药,让欧洲国家彻底失去他门保持了几百年的优越地位,那样贵族变成破落户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民国第一家族宋氏家族是怎样发迹的?

1915年,22岁的宋庆龄要和49岁的孙中山结婚,其父宋嘉树暴跳如雷。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好兄弟竟然想认自己为父,他大叫大嚷道:“这完全不可能!”就连一向贤良淑德、开明善良的母亲倪桂珍也不同意这门亲事。可宋庆龄依然不管不顾,在女佣的帮助下跳窗逃出了家,回到日本跟孙中山完婚。这场婚礼办得非常简单,出席者寥寥无几,很多国民党元老没有到场,可见他们反对和抗拒的态度。

毕竟,孙中山和宋嘉树是相识20年的亲密战友,宋嘉树倾尽家产支持民主革命事业,被孙中山称为中国革命的“隐君子”。就这关系,孙中山如何能迎娶小一辈的宋庆龄?这不是乱了辈分么。宋家其他人也大多不同意,除了一个人,宋家大姐宋霭龄。甚至严格来说,宋霭龄是妹妹和孙中山的媒人。1912年,宋霭龄被父亲推荐,担任孙中山秘书长达两年。

因1414年9月要与孔祥熙结婚,才把妹妹宋庆龄推荐给了孙中山。身为孙中山的秘书,她深知孙的个人魅力,也深知孙的威望和影响力,这个“举贤不避亲”颇有几分意外深长,说不定内心深处就打着这般主意。我这可不是乱说,是以现实为依据推测。此时宋家人都表示反对,只有宋霭龄大力支持,还多次劝说家中的反对者,让宋家与孙中山和宋庆龄两夫妇关系回暖。

其实,宋嘉树和倪桂珍反对这门婚事,出发点各有不同。宋嘉树是接受不了好兄弟迎娶女儿的巨大冲击,倪桂珍则是忧心孙中山的身体,为女儿后半辈子考虑。当然,这两位都是明理之人,也知道孙中山的为人,只是一时过不去这个坎。而在宋霭龄的助攻下,两人最终还是接受了现实。后来,夫妻二人还特地前往日本,为宋庆龄补上嫁妆:一套精致的藤木家具,绣着百字图案的被单,倪桂珍嫁人时穿过的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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