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仁义不施，战无道义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其意思是：春秋时期没有合乎“义”的战争。哪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征”，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在孟子看来，这天下能发动战争的，只有天子一人，而诸侯之间的征战并无道义，“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因此以孟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对于战事多贬斥之言，并认为所谓义战，必用天子之命，所以说“征”乃是“上伐下”。地位相同的诸侯国互相征战，那就是藐视天子，目无王法，是“擅兴之罪”。但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战争就被儒家鄙夷，齐桓公“尊王攘夷”，天子不敢得罪，以礼相待，后世看来觉得是周天子太“没用”了，只能做个傀儡国王，而儒家则认为齐桓公引众诸侯来朝进贡，此乃仁义之举，齐国“召陵之师”是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成功遏制了荆蛮楚国的扩扎，维护了中原诸国利益，所以也是符合道义的。
但这并不能改变“礼乐崩坏，人心不古”的混乱局面，所以孟子说虽然“彼善于此，则有之矣”，然而终究还是“春秋无义战”。三、战不可避，只能自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孙武看来，战争需要“仁义”，但是并不把"仁"放在首要地位，因此《孙子兵法》一方面讲“仁”、"礼"，但又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另一方面是重功利，在兼并战争中，大国争霸，小国谋存，这些都是“重功利”的表现，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孙武认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可以看到，“智”、“信”都在“仁”前面，为何？因为战争是为贵族服务的，但参加战争的主体却是黔首，平民百姓不懂文化，又何谈“仁义”呢？因此孙武在讲将领的五德时，把“智”放在首要地位，而把“仁”的要求放在次要地位，是十分自然的。而且此“仁”也非孟子倡导的“仁政”，而是将"仁"用于对士卒的管理和教育方面，即“视卒如爱子”等。
在孙武看来，为国家而战，视民如子便是“仁”了。而春秋时期的战争，皆是因周王室衰微，天下需要一个新的“共主”，各国互相攻伐，小国被大国吞并，都是为“和平”而努力，因此春秋时期的战争也是有“仁义之战”的。众人对“春秋无义战”的说法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这是周王室自讨苦吃，当其衰微，自然需要通过战争确定新的“天子”，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也有利于民族迁徙，文化融合，经济、政治等发展，这些都是“仁义”之举。
周惠王十五年的神降临，真的是神吗？
周惠王十五年，为公元前662年。《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莘，为西虢国之地，位于今河南三门峡市的峡石镇西十五里的莘原。《左传》记载有神降临之事，却没记载下所谓的神到底是什么神，又有何神迹。但从神能说话这点来看，这位神极有可能是人扮的。先不管这位神是真是假，现代人更应该关注的，是当时人对神的态度。
因为西虢国与周王室关系密切，周惠王很快就得知了这一消息。神居然不在周王室土地上出现，让他有些不甘心，便问内史过：“这是为什么？”内史过答道：“国家要兴起的时候，神仙就会降临，监视其道德如何；将要亡之时，神仙又会降临，观察其恶行。因此，有因得神而兴者，也有因得神而亡者，虞、夏、商、周都有这样的故事。”内史过这番话，其实就是安慰周惠王，不要把神降临人间看作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神仙有可能是要“兴”你，但也可能是要“亡”你。
周惠王听了过后，又问道：“那该怎么对待神呢？”内史过答道：“用祭品来祭祀他就行了。神仙到达的日子，也就表明了应该用来祭祀的物品。”古代祭祀，按天干地支的日期不同，所用的祭祀物品也不一样。所以，内史过建议周惠王用适当的物品祭祀一下就行了，也不必过多铺张浪费。讨论过后，周惠王就派内史过前往西虢国祭祀。但在祭祀过程中，内史过却听人说西虢公在向神请求土田，大不以为然，批评道：“西虢国一定会亡，西虢公执政暴虐，却喜欢听命于神！”内史过能说出这番话，可见他对于神仙并不是盲目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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