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下，那屠岸贾教赵孤十八般武艺，想的是早晚定计，与义子弑了灵公，夺了晋国。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较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它统治了中国，另一方面它作为宗主国是成吉思汗世界帝国的一部分。元在文化上的视野更开阔，基督教、喇嘛教、全真教在不同时期都得到了相当的礼遇，而有强烈入世色彩的儒家则仅被看作是技术和工具，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元有科举，但很少，读书人没事儿干。元人自恃武力，也看不起这些读书人。所以他们归隐山林，开办书院，当草泽医人，吟诗作画，倒也自在。程婴就是这种沦落民间，政治上无出路的读书人的形象。宋明儒认为在民间讲学是“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并不以当官参与实际政治为唯一途径。元代，因为南人被排斥在高官之外，而且还要受到蒙古人的压迫，所以这些南人远离政治中心，开辟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属于自己的社会，用他们的文化相互消遣，相互标榜。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甚至今天。好多人就是这么标榜和理解“隐”的，取默默坚持之义。（十）怎么告诉已经与屠岸贾父子情深的屠成（即程勃）真相，并使他杀屠岸贾报仇在今天看来也是很困难的。元杂剧中的安排是利用绘画，程婴将赵氏孤儿的故事绘成手卷，假装遗忘在书房让赵孤看，使赵孤先恨了手卷中邪恶的老匹夫，敬慕了一身正气的赵盾、赵朔等一干人。
赵孤对杀屠岸贾没什么心理负担（历史上的那些义儿对杀义父也没什么心理负担），一旦获悉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就下定决心了。这里身份很重要。“听的你说从初，才使我知缘故。空长了我这二十年的岁月，生了我这七尺的身躯。元来自刎的是父亲，自缢的咱老母。说到凄凉伤心处，便是那铁石人也放声啼哭。我拚着生擒那个老匹夫，只要他偿还俺一朝的臣宰，更和那合宅的家属！”唐末五代以来，中国屡受草原游牧民族之害，强调“华夷之辨”就是这种军事上处于弱势，心态上趋于保守的体现。
宋苏轼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譬如禽兽然。”明王夫之说的更清楚：“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十一）往下魏绛（魏之祖）代替了韩厥（韩之祖），悼公代替了景公。赵孤一个照面就擒了屠岸贾，魏绛则令人将屠岸贾“钉上木驴，细细的剐上三千刀，皮肉都尽，方才断首开膛，……”元杂剧版《赵氏孤儿》是个血腥残暴的大复仇，在死了赵朔、庄姬、韩厥、公孙杵臼这么多忠良之后，终于大仇得报，以那个时代最残忍的方式。
这让我想起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想必元代的老百姓看这种剧是很畅快的。今天看元杂剧版《赵氏孤儿》最大的困惑是程婴有刚出生的婴儿，那婴儿的母亲呢？把初生的婴儿从母亲身边拿走毫无疑问是残酷的，也是不可思议的。但如果以这种“人性观”看的话，元杂剧版《赵氏孤儿》还是进步的，和《史记》版比，程婴到底拿的还是自己的婴儿，而《史记》里压根就没交待这倒霉的道具是谁家的。
类似地，我们还可以说元杂剧版到底还安排庄姬自杀了，多少给赵孤的母亲一个交待，在《史记》版中，庄姬夫人在送走赵孤后就不知去向了，也不知道十五年后，当赵武复立的时候还活着不。这些问题在司马迁那儿肯定是不重要的，是属于可以舍的部分。但今天拍电影，写小说，相同题材就不能这么处理。每个版本的《赵氏孤儿》都是当时道德观的体现，《左传》版，《史记》版和元杂剧版虽中间分别隔了四百年和一千多年，但都可看作是农业社会的道德观（即儒家的道德观）。
从《左传》版中我们看到了混乱，君不君臣不臣，老婆不像老婆，但有报应不爽，可见孔夫子的用心。到了《史记》版，一切就有秩序的多了，两个忠勇的门客舍身救了赵孤，这是一个关于忠节和报恩的故事，是围绕贵族-卿家展开的。元杂剧版则大大加强了华夷之辨和复仇概念，一介平民担负起了救国存亡的重任。在今人眼里，“忠义名节”是不存在的，只有永恒的利益，与之配合的则是谁也说不清的神秘的爱情和亲情。
所以陈凯歌版的《赵氏孤儿》塑造了一个咄咄逼人的权臣——赵盾，让我们同情和理解屠岸贾，同时屠岸贾的脑海里又总闪现着美丽的庄姬夫人。舍子救孤显然不符合现代人“平等、人性”的价值观，于是救孤演化为一场意外和不得已，在这个版本里程婴的妻子是必须出场的。此外影片着力刻画了屠岸贾和赵孤的父子情深，这在元杂剧中也是不可能的，认贼作父啊，但在这里则成了展现普遍人性的时段，大恶如屠岸贾也不是脸谱式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他暗恋庄姬，他与赵孤日久生情，神秘的亲情最终战胜了算计和仇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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