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子兵法》重视国家和睦、军队团结。揭暄在第三十二篇《辑》中指出：“辑睦者，治安之大较”，强调和睦是一个国家安定团结的重要方面。继而又阐明了和睦的益处：“睦于国，兵鲜作；睦于境，燧无惊”。也就是说举国和睦，叛乱就很少发生；边境和睦，就没有烽火的惊扰。进而指出“是辑睦者治国行军不易之善道也”他把和睦作为治国治军中不可更改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
在第三十六篇《结》中，揭暄指明了和睦的原则和方法：“三军众矣，能使一人之于吾者，非徒威令之行，有以结之也”“智者展之，勇者任之，有欲者遂之，不屈者植之，浅其愤惋，复其仇仇”。他说将领真能做到这样，不仅全军听从调遣，就是统治天下都能使人纷纷归顺。 《揭子兵法》强调将帅要有惜兵爱兵之心。揭暄主张“将能恩威胁”。
他在第四十篇《勒》中指出：“恩重乃可施罚，罚行而后威济，是以善用兵者准得失为功罪，详斗奔以恤伤”。也就是说只有对部下重施恩才能实施惩罚，惩罚能够施行才能树立威严；善于用兵的将帅要根据作战中的成败来论功定罪，察明是战斗受伤还是奔逃受伤再进行抚恤。他在第四十一篇《恤》中说：“恤者：平日虚怀咨访，毋使不偶”，即亲近下属，平时要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有事向他们咨询，经常和他们接近，不要使他们怀才不遇。
在第九十七篇《忘》中又说：“与士卒同饮食，而后忘乎马上之饥渴；与士卒同登履，而后忘乎关隘之险阻；与士卒同起息，而后忘乎征战之劳苦；忧士卒之忧，伤士卒之伤，而后忘乎刀剑镞戟之瘢痍”。将帅能做到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则“三军之士，彪飞龙蹲，遇敌可克”“无人无时而不可奋也”（第三十九篇《励》）“处险如夷，茹毒如饴也”（第九十七篇《威》）。
《揭子兵法》主张“慎以行师”和“不战而屈”。古今论战争，首要问题是对战争目的和性质的认识。揭暄在第七十一篇《全》中认为，战争应以“安民”“除残”“益国家”为目的。“师以义动者，兵名也”（第八十四篇《声》），揭暄认为为申张正义而战的军队，是出师有名的军队。他把政治放在首位，能以人民利益区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切中了战争问题的实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揭暄指出：“兵之动也，必度益国家，济苍生，重威能。”（第五十篇《利》），强调“慎以行师”（第二十五篇《谨》），反对滥用武力，反对“穷兵黩武”。揭暄要人们理解支持正义战争，指出：“天德务生，兵事务杀，顾体天德者，知杀以安民非害民，兵以除残非为残”。在第九十七篇《威》中，他主张多用威慑战略，使敌人感到“威之所慑，未事兵革而先已惧”，迫使敌人不战而屈。
在第六篇《争》中揭暄说：“无功之功，乃为至功；不争之争，乃为善争”。他认为没有经过勇战而取胜的无智名之功，才是最大的功；表面上看来没有激烈抗争的争夺，才是最巧妙的争夺。这一点，我国“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促使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就是最好的明证。 《揭子兵法》倡导全民全军，世界太平。战争与和平，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社会政治的不同表现形态。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和平是不流血的政治。《揭子兵法》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兵书。揭暄对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进行了具体发挥，主张“不倚薄击决利，而预布其胜谋”，达到“于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寝消之”（《先》篇）的目的。认为不用争夺而制止争夺，不用战争而阻止战争，在战争未爆发时就取于无形，才是最重要的。
揭暄强调，即使战争不可避免，真的打起来，也要“定不攻自拔以全城，致妄戮之戒以全民，奋不杀之武以全军；毋徼功，毋歆利，毋逞欲，毋藉立威，城陷不惊，郊市若故”（《全》篇）。揭暄指出，不能做到这些就不能算作保全，不能做到“全”就不能算有惜悯生命之心。他要求将帅不要急于求取战功，不贪利，不纵欲，不凭借残暴显示自己的威风；城池攻陷后百姓不受惊扰，市场依然繁华如故。
揭暄在第一百篇《如》中追求：“圣武持世，克无城，攻无垒，战无阵，刃游于空，依稀乎酿于无争之世”的境界。他主张攻城力求不攻自破以保全城市，严禁滥杀无辜以保全城内百姓，采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来保全军队，希望出现一个没有硝烟战火的太平世界。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依靠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努力，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较长时间地维护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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