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的政治合作是建立在政治势力拥有绝对实力以及话语权的，并非任何势力的邀请都会请的动这位大师。金朝邀请过两次丘处机，第一次就是上述的招抚叛民，是在1214年，此年间蒙金达成和议，故而是金国末期较为稳定的时期，丘处机选择了合作。但由于金宣宗的南迁，使蒙古找到了伐金的借口，以至于1215年金国中都失守，且蒲鲜万奴在辽东自立，金国的龙兴之地彻底被瓜分，成为夹缝中的衰败势力，故而1216年金宣宗邀请丘处机赴汴梁辅政时，丘处机以金帝有“不仁之恶”为由，推辞不往。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1219年，此时邀请丘处机辅政的是宋宁宗，这个宋宁宗是个毫无政治才能的皇帝，他即位以后任用赵汝愚和韩侂胄为相，驾驭无方导致党争激烈，后来朝政完全由韩侂胄把持，到了他执政后期，又出现史弥远与杨皇后控制朝政的局面。故而丘处机以南宋皇帝有“失政之罪”为由，推辞不往。这两次推辞皆表现出了丘处机的政治智慧，在这种情况下前往辅政是没有好结果的。
丘处机的“高超武艺”“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乾隆帝评丘处机丘处机在金庸笔下以武艺济世，但一个人凭借武艺是救不了天下苍生的，但丘处机凭借另一种“高超武艺”拯救了芸芸众生，这也是他千古流芳的一个原因。同样是在1219年，蒙古帝国成吉思汗派使者刘仲禄邀请丘处机会面，此时的蒙古帝国正在西征花剌子模，而在东方，成吉思汗留下的木华黎父子对于金国的打击亦取得相当大的成果，在这种形势下，丘处机改变了之前对宋金的态度，他对使者说：“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于是欣然前往燕京。
但此时的成吉思汗任然在忙于西征军务，丘处机便于1221年春天继续西行，长途跋涉万里之遥，于次年四月份到达兴都库什山，与成吉思汗会面成功，由于成吉思汗属马、丘处机属龙，故而历史上称这次会面为“龙马会”。成吉思汗称丘处机为“老神仙”，召见丘处机主要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丘处机便是借此机会向成吉思汗建议“敬天爱民”、减少屠杀、清心寡欲，成吉思汗令耶律楚材将二人的对话编集成《玄风庆会录》，让后人时刻谨记老神仙的教诲。
“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元史》丘处机的这次会面带来了两个重要影响，一则是对全真教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则是真真切切的拯救了大批蒙古帝国征服地的百姓。首先是1227年，成吉思汗下诏将丘处机的修道场所天长观更名长春宫，赠“金虎牌”，以“道家事一切仰‘神仙’处置”，以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
这就使北宗全真道教成为了全国道教主流正宗，在官方地位远高于南宗道教。长春宫也成为全真教大本营，在蒙古帝国乃至后来的元朝廷支持下，全真道教在各地建立道观向全国推广，一时间全真教达到“古往今来未有如此之盛”的兴旺局面。“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
”——《元史》在蒙古军控制的邪米思干城（阿富汗），丘处机大肆收买人心，以蒙古贵族赠予的粮食救济饥民。回到中原又广发度牒、安抚流民，利用蒙古帝国给予全真教的免除徭役、赋税政策收纳众多流民入教。这对全真教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一时间，各阶层人士争相加入全真，甚至有些道观乃至佛教寺庙都打着全真教的旗号收纳信徒。
其次，丘处机对于成吉思汗的建议是抓住其渴望长生不老的心态，故而提出了诸多爱民止杀的仁政建议，对百姓的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去暴止杀丘处机的政治觉悟相当高，在成吉思汗问道之时，他先是赞扬了成吉思汗对于金和西夏的用兵，表明西夏与金的君主已经昏聩腐朽，百姓生活艰难，成吉思汗此举是拯救苍生，是符合民心的。这种政治吹嘘无疑是成吉思汗最想听到的，因为丘处机在民间的影响力，足以为成吉思汗树立对外扩张的正义性。
而丘处机以此获得成吉思汗的青睐，以便为其宣扬济世救民的政策赢得良好的政治环境，这是一场双赢的吹捧。与此同时，丘处机首先向成吉思汗指出长生与行善是统一的，养生之道重在“内固精神，外修阴德”，所谓“内固精神”就是控制内心的欲望，停止对外扩张征讨，而“外修阴德”就是积德行善，避免不必要的杀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古统治者对所征服地区人民所推行的残酷杀戮政策，成吉思汗西征前期是攻一城屠一城，而到了后期便改为降者宽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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