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瓦剌后，杨善先是辗转腾挪，将也先派来探听虚实的下属搪塞并忽悠过去，使得瓦剌人不能辨明大明虚实。也先听说后，第二天亲自接见杨善，准备从他口中获取明朝君臣到底如何对待迎回英宗之事的态度。在和也先的会面中，杨善发挥了无与伦比的辩才，向也先辩解当年因入贡互市产生龃龉的明朝贺瓦剌关系的原因，把责任都推给王振和瓦剌一方的下级官吏，请求消除各自芥蒂，重新互市。
并在不经意间奉承夸奖了也先，称赞瓦剌贵族善待英宗是仁德之心、顺应天道，言称归国后将把也先等人的事迹告诉史官、写入史书、代代传颂。并肉麻地吹捧也先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中原自古以来都没有能够与之相比的人。只把瓦剌诸首领捧得飘飘然如成仙一般，稀里糊涂就答应了杨善将英宗返还明朝，两国达成和议的请求。八月初二，已经“北迤”一年的英宗终于获得自由，被也先放归返回。
杨善侍候着英宗一路兼程，八月十四抵达居庸关，回到大明国土。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土木堡之变周年，英宗和杨善一行从安定门入城，返回了阔别一年的京师。景泰帝弄巧成拙，没想到杨善居然真的把太上皇迎回来了，心中着实不爽，但是在表面上又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捏着鼻子忍了，并亲自在皇宫东安门外迎接哥哥的回归。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英宗和景泰帝见面时情景感人，兄弟间热泪盈眶，嘘寒问暖，互致问候，一派兄友弟恭场面。实际上兄弟俩内心中是个什么感受，那就不知道了。杨善依靠过人的辩才和出色的头脑，用一己之力将陷入敌营的英宗解救回来，确实立下大功，朝臣们都称赞其劳苦功高，将他和保卫国家的大功臣于谦相提并论，号称“论社稷功则于谦为首，论归太上皇功则杨善为最。
”杨善自己也认为将要获得朝廷厚赏，加官晋爵。但是景泰帝对于杨善的“功劳”却怎么也欣赏不来、甚至暗地里怨恨他多此一举，简直是给自己找不痛快。于是在不得不加赏杨善“迎回太上皇之功”时，只是随意地将杨善官升一级，进位左都御史而已，其他财物赏赐就免了。后来在大臣们的坚持下，景泰帝才勉强于景泰二年（1451年）加授杨善太子太保，以为酬庸。
英宗南归后，被疑心作祟的景泰帝软禁于南宫居住、加派守卫、时刻提防、以免兄长卷土重来。英宗居住于南宫中，生活窘迫，形同囚徒，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了七年多的软禁生涯。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病重，即将不起。之前他已经在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废黜英宗长子朱见濬的皇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新太子。
朱见济却无福承受，于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病夭，导致储位空虚。而景泰帝之后一直没有生出子嗣，所以大明储君也迟迟不能确立。至景泰八年，景泰帝病重不起，大明社稷一时间陷入了无人继承的境地。就在这关键时刻，以武清侯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前军都督府右都督张軏、司设监太监曹吉祥等为首的一帮有野心的臣子，为了夺取“拥立之功”，经过事先策划，最终决定铤而走险，迎在南宫的太上皇复位，从而实现飞黄腾达的目的。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晚，石亨、张軏、徐有贞等人率私兵千余人，自长安门直闯南宫，会合早有准备的英宗，簇拥着英宗登上准备好的御辇，直奔皇城奉天殿。一行人至东华门后，守门士卒见有人无故闯们便出声喝止，英宗亲自大声回应：“朕太上皇也！”于是士卒们不敢阻挡，英宗得以入东华门登奉天殿，进入殿内。曹吉祥则事先守候在奉天殿下，准备接应事宜，等早朝百官入宫朝拜时，令彼等拜伏于殿前，三呼万岁，一时间殿外钟鼓齐鸣，英宗端坐奉天殿御座之上，宣告重返阔别七年多的皇位。
这就是明代中期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在这场密谋的政变中，太常寺卿许彬和左都御史杨善也有参与策划，但是因为年纪太大，所以没有冲在夺门第一线，而是暗地里为其他人出谋划策，促成大事。夺门之变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石亨、徐有贞等人冒险从南宫中接出英宗、直趋皇宫夺位以外，许彬和杨善之前的策划和居中联络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英宗复位后，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废景泰帝为郕王，软禁于西苑。之后在石亨、徐有贞的唆使下，英宗下诏逮捕并杀害了当年拥立景泰帝、保卫京师的功臣于谦、王文等景泰重臣，贬斥了内阁首辅陈循，以使得“夺门之变”师出有名。二月十九，已废为郕王的景泰帝在西苑不明不白的薨逝，英宗赐了个“戾”字恶谥给弟弟，称其为郕戾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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