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宋襄公的死亡，代表了“礼”的彻底崩盘。说明，“王道”已经发生变化了。总结：整个东周时期，天子威权不在，君权下移到诸侯。当年周文王推演六十四卦，从而形成《周易》。所谓易，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改变。但是后来的周天子却忘了这一点，只顾因循守旧，守着老祖宗那点东西不思进取，聪明如王孙满者，在楚庄王问鼎时，也还是用德来教化荆楚。
九世纪唐朝“牛李党争”，分别指的是谁？影响多久？
一、“牛李党争”的根源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夏天，朝廷举行“贤良方正”制举考试，华州参军李宗闵、伊阙县尉牛僧孺等一批低级官吏入京赴试。这些年轻士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在策试中放言抨击时弊，指陈朝政缺失，主考官杨于陵和韦贯之非常欣赏，于是把李宗闵和牛僧孺列为甲等。宪宗皇帝看过试卷后，也颇为嘉许。然而，尽管他们的大胆言论获得了天子和主考官的赞赏，可是得罪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
在李吉甫看来，这些人抨击朝政就等于是在抨击他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的录用和赏识也无异于是在打脸自己。李吉甫愤然而起，去找宪宗告状。当然，他不会明说这些考生得罪了他，而是声称本次策试的复试主考官之一、翰林学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亲舅舅，可王涯不但不避嫌，还录取了他的外甥，这足以说明本次科考有暗箱操作、任人唯亲的嫌疑!宪宗皇帝虽然多少能猜出几分李吉甫的真实用心，可他刚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当朝宰辅，当然不可能为此跟宰相闹僵。
无奈之下，宪宗只好把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王涯等人全部贬谪。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不仅名落孙山，而且从此被划如了朝廷的黑名单。到了穆宗即位后的长庆元年(821年)，李宗闵好不容易入朝当了中书舍人，可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却不忘旧怨，处心积虑地对穆宗施加影响，再度把李宗闵贬出朝廷，外放为剑州刺史。
李宗闵从此对李氏父子恨之入骨。他发誓只要有一天东山再起，必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几年后，形势果然发生了巨大转变：李德裕遭宰相李逢吉排挤，被贬为浙西观察使，而时任御史中丞的牛僧孺又因官声清廉被擢为宰相。李宗闵随之时来运转，于穆宗末年回朝复任中书舍人。此后敬宗即位，李宗闵又升任吏部侍郎。到了文宗即位后的太和三年(829年)八月，由于文宗急欲起用年富力强的宰相，四朝元老裴度便向文宗推荐了李德裕。
文宗随即征召李德裕入朝担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眼看老对手大有入相之势，李宗闵顿感不妙，马上展开活动，暗中贿赂当权宦官，不断对文宗施加压力，终于赶在对手之前当上了宰相，随后便将刚刚回朝的李德裕外放为义成节度使。次年正月，李宗闵又举荐数年前因不满敬宗昏庸而主动去职的牛僧孺回朝复相。就这样，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李、牛二人终于翻身，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
大权在握之后，李宗闵和牛僧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联手实施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把一大批被视为“李党”(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贬出朝廷，与此同时，另一批朝臣纷纷投奔到这个强势崛起的阵营中，史称“牛党”(牛僧孺、李宗闽之党)。一场轰轰烈烈的“牛李党争”就此拉开序幕。继而变成一场持续四十多年的政治灾难!李党领袖李德裕被贬出朝廷后，先是出任义成节度使，旋即又调任西川。
西川是大唐帝国防御吐蕃和南诏的军事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个位子上，最容易判断一个官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而李德裕正是在这个西川节度使的任上充分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干。他修建了一座“筹边楼”，作为整顿边防的军事指挥中心，并命人详细画出了一张南至南诏、西至吐蕃的西川战区地图。此后，李德裕每天都召见那些长期戍边、熟悉边防的老兵，向他们详细询问山川形势、城镇位置以及每条道路的远近宽狭等交通情形。
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已经对整个西川的战略形势了如指掌。与此同时，李德裕还积极整修边塞、储存粮食、训练士卒、调整军队部署，使整个西川战区的边防形势焕然一新。所有这一切，都被远在朝廷的牛党看在眼里。原以为把李德裕排挤出长安就意味着终结了他的政治前途，没想到他在广阔天地里反而大有作为，这实在是出乎牛党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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