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最终决定了李德裕及其党人的再次出局，同时也决定了李宗闵及其党人的东山再起。不久，在权宦王守澄等人的干预下，李宗闵回朝，复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几天后，李德裕被罢相，外放为镇海节度使。李德裕一走，朝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和政治洗牌。面对如此轰轰烈烈的党争，文宗束手无策，只能一次次仰天长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三、皇权压制太和九年，文宗终于下定决心，起用新人李训和郑注，大力打击朋党，于是牛、李二党均遭贬谪，朋党之争一度消歇。
随后甘露之变爆发，朝政大权被宦官集团一手把持。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年仅32岁的文宗驾崩，权宦仇士良拥立皇太弟李湟(后改名李炎)即位，是为唐武宗。同年九月，武宗征召李德裕回朝复相。一个朋党领袖又回来了，朝野上下的人们不禁喜忧参半。喜的是李德裕的执政能力无疑远远强过文宗末期的那些宰相，忧的是这么一个众所周知的朋党领袖一旦重执朝柄。
李德裕回朝伊始就郑重其事地对武宗宣讲了一番辨别正邪的大道理。他说：“正直之人一意侍奉君王，而奸邪小人则竞相结为朋党。陛下若能拔擢贤能以为宰相，罢黜奸邪欺君之辈，使中央政务皆由宰相裁决施行，并且对宰相推心置腹、坚定不移，何须担忧天下不能大治?”李德裕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强调他李德裕并非朋党，而是一个一心一意与朋党作斗争的人，无非就是暗示皇帝，只要坚定不移地把朝政大权交给他李德裕，天下就会海晏河清、太平立至!其实李德裕心里比谁都清楚，要说在官场上混的人不需要“依附他物”、不需要“相互攀缘，那根本就是扯淡。
远的不必说，单说他此次的回朝复相，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附”和“攀缘”宦官的结果。他结交的宦官名叫刘钦义，现任枢密使。因为对于搞政治的人来说，言行一致并不代表高尚，而只能代表幼稚。玩了一辈子政治的李德裕，当然不会犯这种幼稚病。会昌三年(845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卒，其侄子刘稹秘不发丧，掌管了军政大权，同时逼迫监军宦官代他上疏朝廷，请立为留后。
武宗征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见，宰相们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应该授予刘稹留后之职，唯独李德裕一人坚决反对，并力主征伐。武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以往，每当河朔诸镇有节度使死亡、后人或部将企图自立，朝廷必定先派出吊祭使前往吊唁，其次再派册赠使、宣慰使前去刺探和斡旋。如果不准备承认其自立，也会先封他一个官爵，直到出现军队抗命的情况，朝廷才会出兵。
所以往往一拖就是大半年，等到战事拉开，藩镇早已作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而这次，武宗把所有装模作样的繁文缛节和太极推手全部取消了，直接命令五道兵马合攻昭义。战争打响后，刘稹就在中央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到了会昌四年闰七月，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投诚，为朝廷提供了许多重大的军事情报，加速了刘稹的失败。八月，作为昭义镇主要税赋来源的邢、沼、磁三州又相率归降，昭义镇顿时人心惶惶，刘稹旋即被手下大将郭谊刺杀，昭义宣告平定。
昭义的成功收复为李德裕获取了空前的政治资本。在这个时候，他当然不会忘记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打击他的老对手——牛僧孺和李宗闵。即便这两个人已经被打翻在地，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一脚。他找了一个现成的罪名栽在牛、李二人的头上。这个罪名就是——串通刘从谏谋反。在昭义平定一个月之后，李德裕就开始实施第一步打击。
他对天子说：“刘从谏盘踞昭义十年，太和年间入朝时，其时牛僧孺和李宗闵当权执政，却非但没有把他扣留，还加授其‘同平章事’的中央官职，终于酿成今日之大患，致使朝廷竭尽天下之力才将其平定，说到底，牛僧孺和李宗闵就是罪魁祸首!”罪名有了，第二步就是搜罗罪证。昭义克复后，李德裕随即派人前去搜查刘从谏生前的书信，希望能找出一两封与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往信件，但却一无所获。
李德裕并不气馁。既然找不出证据，那就捏造证据。他随即胁迫刘从谏的军务秘书郑庆出面作证，声称：“刘从谏每次接到牛僧孺和李宗闵的书信，阅后便当即焚毁。”随后，他又授意河南少尹吕述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刘稹败亡的时候，我亲耳听见牛僧孺发出了叹息和悲愤的声音。”最后，李德裕把这些证据上呈给了天子。武宗勃然大怒，随后便将牛僧孺和李宗闵一贬再贬，直至流放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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