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黄河改道不再横穿苏北入海，取而代之的是流入洪泽湖的淮河，在喜怒无常的淮河淫威下饱受洪水与饥荒的苏北平原此后就成为贫困的渊薮。灾荒、战乱和贫困，以及偶尔的瘟疫，驱赶着江北百姓背井离乡。他们首先聚集在县城，在那里维持不了生计的难民大部南下苏南浙北。在那里他们有时候能得到田地，比如太平军屠杀带来当地人口锐减的浙北，有时候被许可开垦废弃和贫瘠的田地，有时候成为佃农，但也有时候得不到田地，也得不到食物，衣衫褴褛的他们成群结队讨要食物甚至劫掠。
江北人的大批移民，引起了江南人的警惕，因为在有些地方苏北人占到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本地人为了将自己与这些外乡人区分开，依照他们共同的来处，称呼他们江北人。江北人自己如何看待这个称呼呢，他们不太喜欢，他们习惯以籍贯称呼自己为淮安人或盐城人，因为这个称呼里隐含着某种下等阶层的味道。故而，苏北人/江北人的概念先于江北/苏北，定义概念的不是他们，而是自居为本地人的江南人。
因为南下讨生活的多以难民为主，阶层属于下层，所以这个概念也带上了微弱的负面意义。在上海这座远东大都会，江南江北对立的现象达到极致。1885年，上海非本地人占总人口的85%；1949年，这个数字是84.5%。于是这座城市可以说是一座彻底的移民城市。情况不像在苏南，本地人对于本地有个清晰的看法，在上海，本地是模糊的，上海有三大移民团体，江南、江北和广东，江南人极力试图窃取上海人的身份，以上海文化精英自居，并以江北人为他者建立自己理想的上海图景，由此夸大了江南与江北的差异。
在上海的劳工市场中江北人往往接受体力劳动的职业，比如19世纪30年代约72万名江北黄包车夫大部分来自盐城和阜宁，1920年的2.4万名理发师和2万名澡堂工人大部分来自扬州，部分因为上海为数不多江北实业家和青帮头目控制的行业以黄包车、澡堂、码头等为主，参见韩起澜对此的研究。所从事的职业社会地位低下以外，教育水平较低和集中居住在棚户区都加深了外人对于江北人的偏见。
于是在上海，作为一个概念的苏北/江北终于形成，是一个江南人眼中的江北人的籍贯所在。不过正如王明珂先生在华夏边缘一书中阐释的那样，地域的中央总是确定的，边缘总是模糊不清的，但正是边缘地区决定了这块地域的形状。以南通为例，江南人和江北人这里都有些许疑惑：江南人会困惑地觉得南通也许是苏南，尽管它在长江以北，毕竟南通人给人的感觉不那么像江北人；南通名绅张謇曾经说，盐城、阜宁和淮安才是苏北，至于南通，或许他会同意南通就是南通，不是苏南，也不是苏北。
问题何在？「不那么像江北人」的表述，意味深长。其中一个原因是，南通是江苏仅次于苏州与南京的大城市，在近代也是东南新式工业的先驱。1947年的一份上海南通同乡会的资料上，拥有高学历有13%，拥有中学学历的有79.8%，作为比较，淮安同乡会的数字分别是2.4%和9.3%。情形相似的还有扬州人，他们95%都是生意人，同样作为比较，淮安人的比例只有前者的四分之一。
换言之，苏北人成为与阶层交叉的概念，纵使不等于低下的阶层，也成为这样印象的受害者。也无怪乎安徽人也常常因为语言和阶层上的相似，被江南人视作苏北人，因为他们有点「像苏北人」。具体地说，苏北概念的建构，遵循的过程是：1）为将自己与移民区分开，而给定苏北人这概念；2）将逃荒逃灾的苏北人的贫穷和粗鲁，附加到对苏北人的刻板印象中；3）个人苏北人试图反抗这种印象中的偏见，但被权力话语限制声音；4）由眼前的苏北人得出基于想象的苏北概念，于是说苏北是客观存在的地方，不如说某地如若属于苏北，那也是由于属于该籍贯的人是苏北人。
过程还差最后一步，苏北人自己对于苏北概念的认同。旧时代在上海的苏北人熟悉这样一套策略，如果被问到是不是苏北人，就回答说是江苏人，或者回答籍贯。因为江北人/苏北人在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贬义词，所以被毫不留情囊括在苏北人族群里的人，只能通过属地认同来逃避这个侮辱性的称呼。但是现在江苏的朋友们可以坐在一块谈论苏南苏北，虽然还会有争论，但是至少，他们不再或畏惧或厌恶苏北人这个提法，也不固执地抱持盐城人、淮安人、扬州人的属地身份了，愿意平心静气地谈谈大家的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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