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农业发展银行，安徽农业发展银行考试要不要考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主要侧重考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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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克念｜近代史论语（ID: history-lunyu）

一、 民国之前中国的金融状况

基础货币

清政府对于金融业缺乏制度性的管控措施，但对于金融本身，还是有着明确的制度。这主要体现在币制方面。当时中国实行“平行本位制”，即银铜复本位制。但问题在于，政府只对铜钱的铸造进行监管，严禁民间私铸，但对于白银的铸造及流通，却采取放任的态度。

在清朝初期，已经确定“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货币政策原则，并规定一千文铜钱兑换一两白银的流通原则。但在具体实行中，银两的重量、成色和计量单位非常复杂和混乱。甚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部门间自行其道，有“库平”（37.301克）、“漕平”（36.65克）、“司马平”（37.797克）等不同的衡度标准。

为应对这种混乱的局面，民间商人逐渐摸索出一套兑换方法，并设立“规元银”这种虚拟记账单位。举例说明，当时一锭元宝为五十两纯色白银，折合成纹银差不多是五十二两七钱，再以“规元”计数，那么进账五十两元宝，在账簿上必须记录为“收到规元五十三两七钱七分五厘五毫”。有了如此统一的记账标准，各行各业的白银交易和兑换就有了清晰的规范。

银元的普及

一般近代史学者把道光二十年（1840）的中英战争爆发作为中国被迫进入全球化、多元化、现代化时代的开端。但略去政治含义，仅从金融意义上来评估，中国在货币交易上接纳外资注入，早在嘉庆年间（1795—1820）就开始了，其标志便是银元的普及。

在此之前的乾隆后期，苏州、松江等对外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专用外国银元，其流行最为普及的，是被市民称为“佛头”的西班牙银元。

一般而言，外国银元产地无论是西班牙、墨西哥还是美国，其一枚都折合纯银七钱二分，而且除墨西哥“鹰洋”之外，成色都非常统一，便于交易和计算。由此，在口岸地区银元事实上已经取代传统银两，成为大宗交易的主要货币。

1843年上海开埠，来这里的外国商人惊喜地发现，上海、苏州、宁波、杭州等地的商人早就通用银元了。

外资银行的进入

1847年，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在上海开业，这是英资银行，也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境内的开始。随后，被香港称为“渣打银行”的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和汇丰银行分别于1858、1865年在上海开业。

汇丰银行于1874年开始了针对清政府的政治借款，从此深入地纠缠进中国的政经漩涡，自身也发展成亚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由于身处租界，因此这些外资银行发行纸币（银元兑换券），不受中国政府的监管。

中央政府加强金融管控

十九世纪末期，全球金融态势发生重大转变，明显的标志就是金本位制的确立，和中央银行的设立。清政府也起而应对，朝这两个方面缓慢转型。

金本位制

当时中国富商有囤积银两（银元）的习惯，使得白银沉淀，不再进入流通领域。如此造成银价高昂，原本一两白银折合一千文铜钱，在光绪年间已经上涨到一千六百文铜钱。

而且随着世界各国纷纷转为金本位制，全球金价逐年高扬。1873年，中国市场金银比价为1:15.93，到1909年，上涨至1:40.29，三十六年间涨幅为2.53倍之多。如此，清廷不得不考虑，是否要改为金本位制。但是此时朝廷重臣各执一词，意见很不统一，因此这一项币制改革成为悬案。

中央银行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具有“官督商办”的性质，尚未具有中央银行的功能。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后改名为大清银行。这是中国第一家具有国家银行性质的现代化银行，主要业务在于发行纸币，以及经理国库事务和政府公款的出入。

1911年3月，该银行开始缩小普通银行的业务，以战略性、政策性的“维持币制，活动金融”为己任，准备正式转型为中央银行，但10月辛亥革命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进程。

金融风暴

1910年7月，全国性金融危机“橡皮股票风潮”爆发。

橡皮股票就是以种植橡树、割取树胶为业的公司发行的股票。1909年发生世界性的橡胶涨价，导致市场上橡胶业股票迅速看涨，票面额六十两白银的股票被翻炒至一千五百两之高。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对橡胶消费限制令的出台，国际橡胶价格又大幅度回落，橡皮股票的交易价也开始暴跌。这使得外资银行开始对市场失去信心，拒绝收取钱庄开出的庄票，并停止拆借而收回欠款。

这一系列举措，加上辛亥革命在华中的外贸重地武汉爆发，使得上海53%的钱庄倒闭，损失总额超过二千万两白银。

币制混乱，金融行业缺乏监管，外资银行独大，金融环境恶劣。就在这种严重的态势下，中国进入了1912年，进入了中华民国。

二、 北洋政府的金融局面

财政上的困窘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3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1913年10月被第一届国会选举为正式大总统。但是这个总统位子的压力非常之大，新生的中华民国首先要面对的是财政上困窘。

当时清廷的中央财政收入为一亿九千万元，其中92%来自全国各省的财政上缴。但到了1912年，中央财政收入只有三千万元不到，且军费膨胀，入不敷出。

由于财力的困乏，中央政府只能靠向外国银行借款度日，而且许多优秀的财政金融措施也难以推行。

币制统一

清末白银已经成为主要货币。但当时政府并不铸币，市面流通为民间熔铸的银两和外来银元。一方面，这种“两元并行”极大程度地妨碍了各地各界的金融交流；另一方面，外国货币的通行也损害了中国的金融主权。

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在货币发行方面的缺席，使得中央已没有任何货币本位可言，无论朝哪个方向改革，都没有事实基础。

有鉴于此，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2月颁行《国币条例》，决定发行重量七钱二分的一元银币，正面为袁世凯头像。这枚被后世俗称为“袁大头”的国币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确定法定货币，也标志着银本位制的确立。

金本位制无法推行

《国币条例》的实施细则中说明，中国实行银本位制只是权宜之计，其最终目标是实行当时已经为国际惯例的金本位制。1915年8月，财政部颁行该条例的修正案，决定发行面额为十元、二十元的金币，以为过渡到金本位制作准备。

但随着袁世凯的去世，此事没有了下文。1918年8月，段祺瑞政府决定整理币制，发行“金券”，以正式实行金本位制。但由于当时国内军政分裂造成的财政混乱，这一政策没有得到有效推行。整个北洋政府时期遂以实行银本位制而告终。

银元行市的统一

清末中国银元行市，以墨西哥“鹰洋”为主。1915年1月，被称为“袁大头”的国币正式面世，逐渐取代了外国银元的地位。本来外国银元占完全的主导地位，据财政部统计，1917年10月，上海市面上流通银币近一千五百万元，其中国币只有一百余万元。

1919年6月，上海金融界借着“五四”运动的反帝风潮，决定取消外国银元的行市，而代之以国币为主币。到1927年底的数据，国币“袁大头”的市场份额已经占据三分之一。

三、 民间金融业的勃兴

中国北方金融业的发展

自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华北的农业就开始欣欣向荣，无论品种还是产量都逐步和南方接近。检验一个地区农业的进步程度，需要考察其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整个农业生产面积中的比重。

据调查，民国的整个华北农村，差不多有7—10%的农田种植棉花，26—47%的农田种植花生，20—40%的农田种植烟叶。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标志着农业产品商品化的转型，也为华北地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物质保证和资金保证。

中华民国的建立和1914年7月欧战的爆发，导致国内的民主化历程加快和列强无暇在亚洲加大经济压迫，这两个原因从内从外刺激了中国民间金融业的现代化改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纷纷诞生。

最著名的有所谓的“南三行”，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也有所谓的“北四行”，也就是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大银行。“北四行”的主要根据地是天津。

“北四行”的力量

这些北方金融家和北洋政府（及其官办银行）都有着密切联系。盐业银行创办人张镇芳是大总统袁世凯的姻亲；金城银行创办人周作民是安徽督军倪嗣冲的财政幕僚；大陆银行创办人谈荔孙是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也是总统冯国璋的金融顾问；中南银行创办人胡笔江是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

因此整个北洋时期（1912—1927），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之具备，“北四行”发展迅速，并在发展之中逐渐联合。1922年，这四家银行组建“四行联营事务所”，随后又组建“联合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成为现代意义上最重要的民营战略银团。

到1927年，“北四行”实收资本达到二千七百万元，与之比较的是，包括“南三行”在内的其余二十七家民营银行实收资本总额为三千二百四十万元。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成立

1917年1月，由孙中山领衔，虞洽卿、戴季陶、张静江等人附议，向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成立“上海交易所”，从事证券和物品（花纱、金银、布匹、皮毛等）交易，北洋政府只批准进行证券交易。后因张勋复辟和孙中山南下护法，此事遂延搁下来。

经虞洽卿等人的数次努力，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终于在1920年7月正式开幕。当时每股三十元，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均有参股，或者代表国民党入股。主要经营者有张静江、陈果夫等人。按照当时约定，盈利所得当贡献给党组织作为革命经费。

蒋介石的投机商生涯

从设立到创建，孙中山对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但随着1920年11月再度南下护法，他将经营任务转交给了张静江等人。这段时间蒋介石对于自己的职业前景也游移不定，既想出国考察，也想自我创业，甚至想成为一名“作棉花、棉纱买卖”的经纪人。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设立，正好满足了这一愿望。

交易所自身也发行股票，称为“自有股”，原始股价三十元，蒋介石主要是和张静江、陈果夫在一起从事这张股票的投机炒作。

交易所以一百二十五万元的实收资本额，半年内就赢利五十万元，导致自有股的大幅度上涨，最高幅度甚至达到每股一百五六十元，蒋介石从中获利颇多。因此，他这一两年常徘徊于军事前线、上海交易所和奉化老家之间，对于今后的生涯规划一直举棋不定。

“信交风潮”

由于证券物品交易所丰厚的赢利，使得许多投机商纷纷效仿，到1921年9月，上海的各类交易所竟然达到一百三十家，而许多为交易所提供资金支持的信托公司也应运而起。这些信托公司一方面从钱庄吸纳资金，另一方面用这些资金在交易所从事投机炒作。当钱庄发现交易所股票估价虚高，已经超过原价六七倍的时候，产生信心危机，及时采取收缩方针，不再对信托公司放款，导致股票投机者资金运转失灵，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纷纷倒闭。

这就是继橡皮股票风潮后又一次大型金融危机——信交风潮。

对于蒋介石的影响

这次风潮的直接后果就是原有的一百三十家交易所基本上全部倒闭，到风暴过后只剩下六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虽然能够幸存，但张静江、陈果夫、蒋介石的股票投机活动全面崩盘，血本无归，蒋介石在上海开立的投资公司甚至付不出蒋经国十五元的服装费。

这次风潮对于蒋介石打击很大，使得他明白自己在金融方面并非长才，今后不应该以此为业。此后蒋介石虽然还不时处理交易公司的收尾工作，但自1922年10月之后，他已经决心专门从事军政工作，对于金融行业，下决心不再涉足。

四、 国民政府“中中交农”四行体系的形成

中央银行的设立

近代以来，清政府就有设立中央银行的打算，但到1928年11月，这一构想才由国民政府付诸实行。中央银行总行在上海，分行遍布全国。第一任总裁为宋子文，第二任总裁为孔祥熙，其后是俞鸿钧、贝祖诒、张公权、刘攻芸等人，他们都是民国时代最著名的金融家。

央行的职能，主要是统一国家币制，统一国家金库，调剂国内金融。在法币政策未施行之前，央行既铸造国币银元，也发行银元兑换券；央行还对外汇、金银买卖进行审核和管理。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国有化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原本都是清政府设立的国有（官办）银行，设立以后，延及北洋时期，还承担了部分中央银行的职能。但随着股权结构中民间商股的增加，这两家银行在北洋政府时期逐渐摆脱了国家的控制。

国民政府成立后，训令中国银行改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交通银行改为全国实业发展银行，分工协作，效力国家。国民政府也逐年加大对这两家银行的官股注入。

1935年，名为“白银风潮”的金融危机爆发，为了更能形成集团抵御危机，并进一步统一币制，国民政府加大注资力度，使得中国、交通这两家银行基本完成国有化过程。

农民银行的设立

中国一向以农业立国，因此，如何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问题，一直是有良知的金融家、政治家考虑的问题。国民政府成立后，农业合作运动开始大行其道，其背景是国民党中的重要人物，如陈果夫等一向是该运动的主张者，如今政权在手，便逐渐用金融作杠杆，以资金带动生产，以生产固化信用。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金融家也站在社会责任的角度在思考这一问题，并追随国民政府，在广大农村进行小额农业贷款和农村合作事宜，为这项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金融经验。

1932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华中地区成立农村金融救济处，渐而发展成“四省农民银行”，并在此基础上，于1935年6月成立中国农民银行，主要办理农业小额信贷和农业债券发行，以国家的力量推行农村合作事业。

五、 币制改革

“废两改元”正式实施

国民政府成立时期，全国通行货币为银元，其中三分之一为北洋政府发行的国币“袁大头”。但民间记账依然是沿用清朝中叶的旧规，即以虚拟银两“规元”为计数单位。支持“两元并行”的为全国大部分钱庄，因为在两元兑换中，这些钱庄有利可图。但币制改革不容等待。

1933年4月，财政部明令“废两改元”，确定银元为唯一本位币，全国任何商业、金融交易只能用银元记账，并规定了一枚银元折合七钱一分五厘规元的换算率。至此，银两在全国范围内被正式废除，经历千余年的银两制度从此退出货币制度，再也不复存在了。

“白银风潮”爆发

当时美国政府为缓解二十年代末大萧条带来的通货紧缩，于1934年6月实行《购银法案》，开始白银国有政策，并向全世界进行收购。受此政策影响，全世界白银价格于一年内猛涨两倍半，中国的白银也因此大量外流。

由于中国实行银本位制，白银的巨额外流造成了支付不足以致银根紧缩，物价大幅度下跌，导致出口量下降，工厂严重开工不足。受灾最严重为天津和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当时交易额只有早先的十分之一。随着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下跌，原本以房产抵押为主业的银行、钱庄饱受冲击，一年之间，上海有二成的民营银行和钱庄破产。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大型的全国性金融危机“白银风潮”。

孔祥熙力行法币政策

1933年11月，已经是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被特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他临危受命，用币制改革来应对危局，即实行汇兑本位制，发行不兑现纸币（即法币）来回笼市场上正在外流的银币，将其出售给美国。

由于法币对于银元有币值上的虚估，因此一旦发行便造成事实上的货币贬值，以期产生通货膨胀，以此来刺激物价回升，达到经济回暖的目的。对于1935年11月正式施行的法币政策，有历史学家评论道：

“法币政策使中国摆脱了1934—1935年的金融危机，……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符合世界币制发展的潮流，而且客观上又为抗日战争做好了币制上的准备。”

法币政策还使国民政府回收了大量白银得以出售给美国，换回的外汇成为支持抗战进行的有力财政保证。据美国财政部的档案显示，从发行法币的1935年到珍珠港事变爆发乃美国全面援华前夕的1941年，中国政府共向美国政府出售了五亿五千万盎司的白银，换回了二亿五千万美元的外汇，用于战时粮饷械弹的采购和支付。

六、 抗战时期中国的金融危局

逆势而上的财政积累

1938年元旦，孔祥熙升任行政院院长，仍兼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虽然两年后将院长职位主动让给蒋介石，但仍全权负责行政院事务。到其远离政坛的1945年为止，八年抗战时期，中国政坛蒋介石和他最为重要。前者以军事带动政治，负责全盘政略，后者以财政带动行政，负责经济战略。

孔祥熙的成就可以用一个数字对比来说明。根据中央银行的档案记录，在抗战爆发前夜的1937年6月，中国政府拥有的金银外汇储备总额为三亿八千万美元，其中黄金四千五百万美元；而到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他辞去所有职务的时候，国库拥有美元九亿，黄金六百余万两，合计金银外汇储备十二亿美元。

弱国的生财之道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军进入中国。因战争需要，美军在四川、云南等地修建了许多机场。由于在中国采购生活物资和支付修建机场的劳工报酬都需要用法币支付，美军就直接在黑市上用美元兑换。

按照官方牌价，一美元能够兑换二十元法币，后来上涨到四十元；按照黑市牌价，一美元能够兑换一百元法币，后来上涨到二百元。

美军去黑市兑换当然是中国财政的损失，孔祥熙及时阻止了这种行为，声称这些生活物资的采购和劳工报酬的发放先由中国政府用法币支付，最后向美国政府用美元结账。

1944年7月，孔祥熙乘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之机，要求美国偿还六亿美元的欠款，这和美国印象中的一亿多美元的数额，差距甚远。最后经两方商议，同意欠款总额确实为六亿美元，部分支付现款，部分以战争剩余物资抵债。

这些所谓的“剩余物资”其实不过是即将过期的罐头、香烟，还有服装和汽车，但孔祥熙毕竟为中国讨要到了二亿二千万美元的现款，这对于当时已被八年抗战基本拖垮的中国财政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七、 战后的金融崩溃

苏州籍金融家贝祖诒

1923年宋子文在广州为孙中山筹办中央银行并于翌年担任行长，曾为平准筹款事宜赴香港金融界商谈，时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的苏州籍金融家贝祖诒给予贷款五十万元，自此以后，他和宋子文成为莫逆之交。

贝祖诒一方面是中国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和中国外汇管理的顶级人物，另一方面，由于宋子文长期掌管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工作，身为中央银行理事的贝祖诒也成为国家金融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

国民政府废除银本位制，改革货币管理制度，发行全新的纸币——法币以维持市场信用，进而面对东亚越来越紧张的政治局面和军事挑战，这一过程，贝祖诒自始至终都参与其中。

宋子文的金融政策

1946年3月，随着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贝祖诒作为宋氏最忠实的追随者和最信任的操作者而履新中央银行总裁。1946年的中国暗流汹涌，抗战造成的大量失血远未复原，国内某些势力又剑拔弩张，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可以想见。

为此，由贝祖诒参与拟订而全力执行的稳定币值政策出台了：一方面开放外汇市场，另一方面实行黄金配售，意图释放央行库存的美元和黄金，来换回民众对于国家纸币的信心。

内战爆发后的金融局面

随着1946年春末，战火从东北向关内蔓延，全国都进入了战争状态，全年的军费预算被国防部（****）于五个月内就花费殆尽。

按照常识，当百姓对纸币不再抱有信心的时候，就会对外汇尤其是黄金抱有特殊需求以获取经济安全感；而国家因战争需要，只能利用外汇向外国采购军火，用黄金支付军饷粮秣等国内开支。

如此，中央银行的第一要务并非是向国内抛售黄金以稳定币值，而是终止外汇、黄金的市场交易，对经济进行“总动员”式的统制管理，一直到战争结束。

但直到1947年2月局面不可收拾的时候，随着宋子文、贝祖诒的黯然下野，这项政策才宣告终止。

金融崩溃的“罪魁祸首”

根据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李立侠的回忆，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段时间，因为抛售政策，国库外汇损失三亿五千万美元，黄金损失达三百五十万两，占一年前库存的四成之多。蒋介石曾为此公开批评宋子文道：

特别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於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

挽救之道：金圆券

为对应金融崩溃的局面，1948年8月，蒋介石决定实行金圆券政策，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南京政府还规定取消金银外汇的自由交易，由政府统制收购。

两个月间，国民党政府通过这一政策于民间回收了金银外汇折合美元近二亿元，其中黄金一百六十六万两。这对于推行当时的内战注入了金融支持，但也饮鸩止渴，为其后的金融总崩溃铺平了道路。

逻辑混乱的金融对策

按照国民党政府的训令，用金圆券收兑民间金银外汇的截止日期为9月30日。但到了当天，政府又宣布延长收兑期限一个月。这无疑宣告当局的纸币发行准备金不足，由此市场信心崩溃，普通百姓纷纷抢购物资，富商豪门尽力囤积居奇，经济和金融的力量冲破了南京政府的金融管制和限价政策，财政部长王云五引咎辞职。

国民党政府又于11月底重新开放金银外汇的自由交易，引起了市民抢购，一周之内，仅上海一地就流出黄金二十万两。整个开放金银存兑时期共一个多月，由中央银行流向民间的黄金高达五十万两之多。

金圆券的破产

由于限价政策的失败，金圆券剧烈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发行量不断冲向新高。有鉴于此，当时水电费均以美元来计算单价，而民间交易改用银元。

1949年1月，由于金融、军事、政治的多重失败，蒋介石黯然下野。2月，代总统李宗仁颁行《财政金融改革案》，宣布完全开放外汇金银的自由交易，承认民间银元交易的合法，并明令一切军费开支均统一用银元结算。

这事实上宣告了金圆券的彻底破产，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已经岌岌可危，距撤离大陆已经为时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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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公众号「近代史论语」（ID：history-lunyu）授权转载，欢迎点击「阅读原文」访问关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宁南山（ID：ningnanshan2017），作者：深圳宁南山。

现代国家搞科技，跟以前不一样了。

科技研发支出费用在越来越高。

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看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科学家们的故事，多年过去，我已经记不清这些科学家们的具体事迹了，但是有一点记住了，他们很多人都是凭借个人力量，在实验室甚至在自己家里就能搞出科研成果。

但是时间到了2018年的今天，这样子搞研发就行不通了，

越来越依赖两个输入量：一个是大规模的资本投入，一个是大规模的团队协作。

要是有一天，有个自称是985本硕博的高材生，

说他独自研发出了堪比英特尔的芯片，你只需要微微一笑，就知道你肯定遇到了民间科学家。

芯片这个东西，设计就不说了，你即使搞设计，也是要买EDA工具，还要买别人的IP核的。

我们不说设计，就说流片，光是一个流片验证的费用之高，以至于一般的中小企业和学校都很难负担，所以一般都是搞MPW，也就是多项目晶圆(Multi Project Wafer)，就是将多个使用相同工艺的芯片设计放在同一晶圆片上流片。

制造完成后，每个设计可以得到数十片芯片样品，而制造费用就由所有参加MPW的各方，按照芯片面积分摊，成本仅为单独进行原型制造成本的5%~10%，极大地降低了产品开发费用。那么这个“按照面积收费”，究竟有多贵呢？制程越高越贵，而且贵的倍数不是按照比例。

比如28nm这种制程，按照2015年的报价，每平方毫米收费就在几十万人民币了。所以集成电路先进地区，往往都会政府出面，安排工厂给高校研究机构提供个优惠的价格流片，不然一般的学校也很难负担这么昂贵的费用。

我国现在也在走这样的模式。

要是制程继续往下走，费用还会呈现几何级数的放大，华为的7nm麒麟980处理器，研发费用是以10亿人民币为单位。这就导致了只有苹果，三星和华为三家大公司才有足够资金自研处理器，另外更为重要，只有大公司才有足够的销量来摊薄天价的成本，实现投资回收。

小米自研松果，成为全球第四家，真的很有勇气，但是这条路并不好走。

一个是数以亿计的资金投入，另外一个就是搭载这款芯片的机型，如果不能做到百万，千万级别的出货，那意味着芯片研发的费用收不回投资，还不如买高通，联发科的芯片。

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如果一款处理器的研发费用是5亿人民币，搭载这款处理器的手机卖了1000万台，那么每台的处理器成本就高达50元。

这个地球上，能够单款卖出1000万台的机型真的不多，华为努力了这么多年，2016年才有了首款销量过千万台的机型P9，至今总共也才P9，P10，P20，Mate 9，Mate 10总共五个千万机型系列。华为早期的被网友称为万年不变的海思K3V2，搭载在多款定价不同的机型上，被网友吐槽，除了后续新型号设计研发进度慢之外，摊薄成本也是重要考虑。

华为现在都是采取多款机型共享同一款芯片的策略，

2017年10月发布的Mate 10，和今年3年发布的P20，就都是麒麟970芯片，

其他如荣耀V10，等也是用该款芯片，也可见芯片设计研发费用的昂贵。

你买的手机为啥越来越贵，你其实看到新闻，芯片制程越来越先进，从28nm一路到7nm的时候，其实费用是几何级别的增长，最终会传导到你这个消费者手里。

所以OV选择直接采购高通，联发科的处理器，也是一种选择，总体算下来更便宜嘛，自研芯片，一不小心几十个亿就投进去了，而且搞出来的这款芯片，还只能卖一两年又落伍了。

这个损失是中小公司承受不起的，搞自主研发，不只是技术问题，也是商业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了，现代科技研发，对钱多和人多的大公司和大国越来越有利，

近代几百年，凭借单个人的努力就能搞出重大科技突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人要想单打独斗搞出高科技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想自己研发芯片，都不用到流片，他就已经破产了。

科技越是发展，玩家就越少这个定律不只是适用于集成电路行业。可以说对几乎一切行业都很适用。

就拿显示面板来说吧，现在全球还在玩显示面板的，就只有中日韩台四家。

现在台湾地区是体量太小研发投入上不了量。

日本现在整个国家被老龄化拖累，政府是靠不断的借债来维持运作，因此只能靠企业自身盈利来维持研发投入，一旦企业出现连续亏损，日本政府也根本无力像中国政府一样进行大规模投入输血，以维持该领域的技术投入力量。

所以该企业会陷入一个死循环，出现亏损—无力承担高额研发支出—技术上逐渐落伍—产品竞争力进一步减弱—出现更大亏损。

日本显示面板产业现状就是这样，唯一大规模量产的企业JDI处于连续亏损状态，而日本政府也无足够资金救场，无怪乎JDI在到处找钱，甚至和中国京东方进行融资谈判，当然直到现在也没谈拢。

日本最大的集成电路公司东芝存储器，就在2017年因为东芝集团不断的亏损，被集团以180亿美元卖给了美国贝恩资本主导的收购联盟，贝恩资本成为了东芝存储器的第一大股东，连韩国人SK海力士也成为了东芝存储器的股东。

说实话，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的话，就是中国第一大集成电路公司海思卖给了美国资本，那是肯定要举国哗然的。

日本人其实并不甘心东芝存储器出售，比如在贝恩资本主导的收购联盟中，你会发现出现了日本产业革新机构和日本开发银行这样的名字。

另外东芝集团通过向收购联盟公司出资的形式，保留了在东芝存储器的50.1%的表决权。

可见日本人也知道，东芝存储器作为日本最大的集成电路公司，真的是个宝贝，只是一旦亏损就要被外国资本乘虚而入，日本人心理虽然不太愿意，但是也没有别的选择。

另外发散一下，日本政府，为啥在本国第一大显示面板企业，第一大集成电路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的时候表现的这么弱势，无力救场，而不得不让企业求助外国资本？

我们看下共同社的报道，日本政府编制的2018年度预算案，支出总额为97.7万亿日元。

那收入呢？预计日本一年的税收收入仅仅为59.1万亿日元，远远比不上支出的97.7万亿日元，怎么办呢？继续发国债，新发行33.7万亿日元国债，日本自从1999年起，财政收入的30%以上始终来自国债。

为什么日本政府一直要发行国债呢？日本老龄化严重，医疗支出和养老金支出很高。2018年预算中，税收收入59.1万亿日元，社会保障支出就有33万亿日元了，占了55.8%。这个支出一完，就只剩下26.1万亿日元了。

然后呢，就是到期的国债你得还给日本老百姓吧，不然你就信用破产了，那么需要2018年需要还多少呢？23.3万亿日元。于是乎税收收入支付了社保和还了到期国债，就只剩下2.8万亿日元了，换成人民币，就是大约只有1700亿人民币不到，还没有苏州市一年的财政收入多。

然而其他还有科教文卫，军费，基础设施支出啊，算下来也需要25.9万亿日元。根本就不够啊，所以只能继续借钱，所以现在日本负债率一路攀升，已经是GDP的两倍多了。

当然，你说日本会不会因此崩溃？暂时还不会。

虽然政府每年赤字运行，但是日本老百姓存款很多，现金存款就有900多万亿日元，其他还有股票等各种金融资产。

据日本央行2018年9月20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日本家庭金融资产额同比增加2.2%，至1848万亿日元，其中现金和存款增加2.0%，达到971万亿日元。

日本政府目前每年新发行国债向老百姓借30多万亿日元，然后还给老百姓20多万亿日元，也就是每年从日本老百姓手中新增10万亿日元的负债，还可以挥霍下去，10年，20年都不是问题。

当然了，日本政府这种借新钱还旧钱的状态，长期肯定是无法维持的，

也注定了其没有太多能力去救助企业，哪怕是本国最为先进产业的龙头企业也不行。因此选择出售是一种略显无奈的选择。

回到显示面板产业，由于缺钱，因此日本投在显示面板研发的投入资金明显力量在减弱，因此以后的全球显示面板产业，就是中韩竞争。而韩国人的主力三星，显然压力有点大，

存储器芯片业务要对战长江存储和合肥长鑫…..

智能手机业务要对战华米OV….

显示面板业务要对战京东方，华星光电，深天马…

而中国在这三大方向上研发投入之和远超过三星，所以未来的胜负概率，其实很明显。

我们在更多的领域也可以看到几乎一样的例子。

比如军事方面的第五代（或者说第四代）战斗机，现在就只有中美俄已经有飞机研制成功，连欧洲目前都没有。

这背后的原因，美中俄的军费基本上一直维持在全球前三，美国第一，中国第二，俄罗斯第三，俄罗斯偶尔会被挤出前三。

充足的军费投入，保证了三国的军事科技研发投入力度。

而如果我们把飞机往前一代，全球的各式“三代机”就多了，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欧洲，以色列，甚至于印度也有国产的自称三代机。

飞机越是先进，投入研发的费用就越高，成本就越贵，所以就越是投资不起。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什么呢？

即使是小米这样的全球巨头，日本这样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欧洲这样的巨型经济集团，在面对芯片研发，显示面板和存储器研发，五代机研发的时候，你都能感受到高投入门槛带来的效果：

小米是全球第四家自主研发处理器的手机公司，被很多人夸奖很有勇气；

日本是政府无力救助JDI和东芝存储器，不得不求助于外资；

欧洲则是对五代机开发犹豫不决进度缓慢。

我们再以轨道交通设备为例，看看全球会继续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中国轨道交通从21世纪初开始强势崛起之后，目前的世界已经形成了中国和欧洲对决的局面。世界四大轨道交通公司，分别是中国中车，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和加拿大庞巴迪。

2016财年来自轨道交通的营收，中车超过170亿欧元，西门子78亿欧元，阿尔斯通76亿欧元，庞巴迪大约70亿欧元。

当然还有日本，2016年日立轨道交通收入5000亿日元，大约38亿欧元，

川崎2400亿日元，大约10亿欧元，合计48亿欧元。

已经和四强拉开较大差距。

由于体量的关系，中车公司的研发投入远高于全球其他竞争对手，而技术上的投入将会逐渐传导到末端的轨道交通产品的竞争力。

其中实力较弱的日本川崎公司，2018年10月30日举行2018财年中期财报发布会。

就宣布其铁路车辆业务处于严重亏损状态，川崎重工社长表示，在自身努力无法奏效时，公司将考虑所有选项，其中包括：与其他公司合作、合并以及退出铁路车辆业务等。

不过有意思的是，川崎重工宣布其亏损的原因，是因为计入了改修费用，这是什么费用呢？

2018年5月，在检查交付至华盛顿都市交通管理局的车辆时，发现列车存在焊料、布线、连接器处理等缺陷，被认为存在安全隐患，该公司交付到美国华盛顿地铁的已接收并投入使用的地铁列车有548辆。

由于这些地铁车辆每一辆都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停运以更换布线。所有列车的维修需要分阶段完成，而不是一次完成，整体维修成本大约为30亿日元

国内现在，还有很多人对日本制造存在着一种神话，实际上日本制造近年来屡屡爆出造假，并不是孤例，就以日本轨道交通两大巨头为例。

日立在2017年就发生了著名的英国高铁漏水事件，而川崎则在2018年因为华盛顿地铁地铁列车质量问题而陷入亏损。

在未来，由于业务规模小，同时还陷入亏损，日本两家主力轨道交通企业的研发投入已经大大低于中国中车和欧洲公司，未来在技术能力上，必然开始逐渐产生距离。

而在欧洲的两大巨头阿尔斯通和西门子，从2017年9月宣布要合并。

其实两家公司的合并，按照其管理层的说法，就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中车的威胁，因为两家的体量，都只有中车的一半不到。

但是到2018年11月的今天，依然没有得到欧盟的批准，理由是两家公司在信号系统方面合并的市场份额太高，而中国中车在欧洲信号系统市场并没有什么份额，因此合并会造成垄断。

欧盟一直阻挡两家公司合并是件好事情，因为这样意味着两家公司的研发支出一直不能实现整合，依然存在互相竞争的关系，降低研发效率，而中国中车，则始终可以在研发支出金额上面，保持对西门子和阿尔斯通的优势。

这种投入上的差距，经过时间的积累就会不断的体现在产品的竞争力上，因此欧洲审批两大巨头合并进展缓慢，对欧洲轨道交通的产业竞争力并不是好事。

后发国家是不是彻底没机会了？为什么有的大产业不需要天量研发投入？

既然现代科技是高资金投入，同时还要市场够大才能有足额的回报。

那后发的国家是不是就彻底没有机会了？

当然不是，这个地球上，即使是经济和科技大国，其研发投入也只是集中在少数的行业。

这些行业的特征就是研发投资金额极高，因此有门槛，而且即使初始门槛迈过去了，天生神力的大国也对小国会有很大优势，毕竟在资金上压了一头，可以保持持续的高强度的研发投入，长跑能力很强。

但是在很多的产业，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所谓的夕阳产业，

由于这些行业的技术早就已经发展成熟，因此对研发投入的要求没那么高。

我们就以全世界发达国家，其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为例，

这些国家都经历过纺织业和服装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蓬勃发展的时代，

那么到了今天，这些行业还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吗？

说实话很少，以纺织业为例子，中国在2017年出口了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097.7亿美元的纺织品，而中国纺织业2017年的研发投入是多少呢？才30多亿美元。

这是个连后发国家也可以负担的费用，因此后发国家和先发国家，小国和大国在资金上的劣势就被抹掉了。由于技术已经成熟，所以用很小的研发投入就能促成千亿美元级别的出口，能赚到不少钱，同时还解决了大量的就业。

为什么后发国家，小国家，穷国家，都必须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做起，这个阶段不能跨越，我们从中国纺织业每年30亿美元多点的研发费用和高达1100亿美元的出口金额就可以看出来。可以用较小的投入，获取巨大的收益，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政府也获取了不少税收，积累了推动产业升级的原始资金。

不只是纺织业，服装产业，鞋类，箱包之类产业也是一样，技术早已成熟，不需要太高的技术门槛，出口可达到几百亿和几千亿美元，越南2017年服装纺织和鞋类箱包出口就接近500亿美元，这几年越南经济飞速增长，也是有原因的。

当然对越南来说，下一步至关重要，积累起了原始资本之后，下一步必须要做更复杂的产业，越南本身有超过9000万人口，巨大的国内市场是其优势，可以好好利用。

但是，就全球范围来说，大型的有技术门槛的中高端产业，基本都被大国占据，

小国家只能在大型产业的细分领域“捡漏”，这些领域的特征就是，由于领域比较细分，因此对资金投入的要求不高，大国对小国的竞争优势不明显。

另外一个就是小国抱团，欧洲就是典型，当然欧洲的法德之类，在经济实力上是世界大国而不是小国，但是他们依然采取了抱团的策略。

大量的欧洲公司，其实国界的区别已经有点模糊了，空中客车是最为著名的欧洲合作的例子，其实这样的欧洲公司还有很多，比如瑞典和瑞士的ABB，英国和瑞典的阿斯利康，再比如意大利人的EXOR集团，是尤文图斯，法拉利，菲亚特，Jeep，玛莎拉蒂，SGS等的大股东，总部设在荷兰。

还有意大利的SGS微电子公司和法国Thomson半导体公司1988年合并而成的意法半导体，以及现在还在审批中的西门子和阿尔斯通轨道交通业务合并等等，通过抱团的形式，进行分工协作，增强力量。

全球的大型中高端产业，集成电路，汽车，电子品牌，通讯设备，显示面板，航空航天，轨道交通，军工制造，制药业，油气装备等等，中国现在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而由于门槛太高，后来者一定寥寥，究其原因，科技越发展，研发费用越高，不断地抬高门槛。

从研发投入看不同国家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中东的以色列虽然国家小，只有八百七十多万人，却是世界科技强国，以至于我堂堂天朝，也从以色列引进了不少科技。

北欧国家瑞典，小小的国家却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制造业企业，我在之前的文章里面就写过。

亚洲的韩国，是2010-2017年这八年全球经济15强中，经济增速仅次于中国和印度。这三个国家的共同点，就是R&D经费占GDP的比例都是全球最高水平之一，2016年的比例，以色列世界第一4.251%，韩国世界第二 4.227%。

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和韩国是全球仅有的两个研发投入占GDP比例超过4%的国家，而且两国在世界第一这个位置上轮流坐庄。

世界第三就是瑞典，3.255%。

（来自人民日报）

接下来是日本，3.141%。中国网络上有不少文章，说日本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是世界第一，其实不会，这些年基本日本保持在第三或者第四的水平。

另外，让我对中国很有信心的数据，也是我国的研发投入强度，

2016年已经达到了2.108%，超过了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挪威，荷兰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超过了欧盟1.935%的平均水平，而2017年进一步达到了2.13%的水平，也就是还在不断提升。

考虑到我国的体量，因此可以说我国研发投入非常可观了。

当然更为强大的是美国，在经济体量世界第一的情况下，研发经费占GDP比例依然高达2.744%，比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之类都要高。

当然了，增长最快的还是中国，2013~2016年研发经费平均增长高达11.1%，而同期美国平均增长为2.7%，欧盟平均增长为2.3%，日本最差，平均增长仅为0.6%。

我一直认为，中国超过美国，各项指标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超过才是最为核心的标志性事件。

2017年我国研发经费依然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增速达到了12.3%。就看这个数据什么时候能超美国了。按照IMF的数据的话，2017年我国经济总量是美国的62%左右，由于研发经费比例低于美国，因此差不多是美国的50%左右。

另外，如果经常看我的文章的读者，都能感受到，我不是很看好日本，包括这篇文章也是，

日本2013-2016年这四年的科研经费投入增速太慢，远低于欧美和中国。

这几年日本制造频频暴露问题只是表象，背后是日本研发投入增长乏力，技术领先优势不断缩小甚至被反超，产品竞争力衰退，而日本制造又是高成本，因此企业不得不依靠放松质量控制的手段来维持利润。

而从研发投入数据来看，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继续保持领先毫无悬念。

在我之前关于过去的七八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文章里面也可以看到。

美国一直保持在美欧日三强中，保持经济增长最快的速度，而今天的数据也可以看到，美国在R&D经费投入增长方面，也是三强中最快，这可并不是巧合。

另外一个数据，我们也可以感受下美国的力量，基础研发的投入占经费的比例，以2015年为例：美国为17.2%，日本为11.9%，中国仅为5.5%。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俄罗斯现在虽然穷了，但是基础研发的比例占研发经费达到15.5%，这也让俄罗斯保持了较强的基础研究实力。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的比例达到了17.2%，和美国同一水准。

但是总体而言，韩国虽然比例高但是总额低，中日虽然总额高但是比例低。

因此亚洲在0到1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还是远不如欧美的。

由于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基本算是停滞了，韩国体量暂时上不去，因此亚洲基础研究崛起的希望还是只能在中国身上。

最后，我们简单看一下国内各省份研发经费投入的情况。

还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有什么特别呢?

1.北京2017年经济总量只占到全国第12位，但是科研经费投入却排到了全国第5位，是科研经费领先经济总量最多的省市。

其背后的原因，是北京的智力资源实在太丰富。同样领先非常多的是上海，经济总量全国第11位，科研经费全国第6位。

北京和上海，衰落是不可能衰落的，在可见的将来都不会衰落。

2.一个省份真的需要一流大学

我们都知道河南省引进富士康等发展电子产业集群，其他还发展装备制造集群，食品产业集群等，现在是我国北方省份发展最快的之一，经济总量排在全国第5位。

但是科研经费总量，河南只排在全国第9位，被北京上海超过就算了，居然也被四川和湖北超过了，而四川和湖北的中心城市成都和武汉现在刚好是如日中天，都有不少一流大学。

虽然经济总量上，河南领先不少，2017年大约4.5万亿，而四川3.7万亿，湖北3.65万亿元，但是一看研发经费，湖北700.6亿，四川600多亿，而河南是500多亿，反而差了不少。

集中力量建设一所好大学，实现优秀智力资源聚集，对河南很重要。

当然了，河南省至少凭借电子产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还在快速发展，也对科研经费总额起到了很大的提振作用。

邻居河北省就比较差了，不只是没有一流大学，经济发展也不行，经济总量全国第6位，研发投入全国第15位，足足差了9位，这是全国科研经费落后经济总量排名最多的。

这也多少说明河北省产业结构肯定有问题，大量经济产出来自于不怎么需要研发投入的低端产业和技术已经成熟的夕阳产业。

需要大量研发资金投入的中高端产业没有起来，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安徽省，该省2017年GDP为2.75万亿元，科研经费却一举超过了福建省，而福建省的GDP为3.33万亿元，比安徽省多了不少。

另外还有天津市，经济总量仅仅全国第20位，但是科研经费却能排到第14位。

3.从科研经费也能看出南北经济差距还将继续拉大

除了河北这个例子外，一些数据可以说让我感到很有冲击。

比如我国内蒙自治区，这样一个省级单位，2017年一年的研发投入仅为132.3亿元，

同样的还有科研经费146.6亿元的黑龙江省和128亿元的吉林省。

我国今年被美国禁令的中兴公司，一年研发投入也有一百多亿元，一个公司的研发投入，就相当于一个北方省级单位的投入了。

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一年研发经费投入只有几十个亿。

北京已经成为北方的绝对核心，一年1579.7亿的研发经费投入，研发密度最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宁南山（ID：ningnanshan2017），作者：深圳宁南山。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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