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域上讲，汉末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是在黄河流域，这一点说明曹操占据着天下最为富庶，人口最多，农业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地方，特别是平定河北以后，整个华北至中原地区，都为曹操所控制，经济文化繁荣了，人才就会繁荣，虽然刘备和孙权占据的川蜀、荆襄、江东之地也是富庶，人杰地灵。但与积淀已久的中原相比，还是差距很大。
正如后来诸葛亮《出师表》里说到的“益州疲弊”，不仅仅是经济的疲弊，也是人才的断层。而这种差距越大，就越会造成人才流失至魏国。荀彧：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
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土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从人格魅力来讲，曹操不仅是我们熟知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其在各个方面的人格魅力正如官渡之战前荀彧和郭嘉的胜败论提到的一样。从其善养陈宫家人，重用陈琳、崔琰，收降曾经反叛的张绣，都能看出曹操的度量。试问，谁不想辅佐一位有度量的主公呢？郭嘉赞曹操：“体任自然，为有道；以顺率天下，为有义；以猛纠下错，为有治；外简内明，用人惟才，为有度；得策辄行，为有谋；以至诚待人，为有德；虑无不周，为有仁；浸润不行，为有明；法度严明，为文治；以少克众，用兵如神，为武功”。
为什么感觉《三国演义》中大量的人才投奔了曹操，而不是所谓的皇叔刘备？
曹操，曹总，腰间挂一银牌，上刻:国营。后来换成金牌:央企控股有限公司。 刘备，刘总，头上缠一红带，上写:个体，后来换成大旗:私企CE0 曹总公司所在地，北方中原，自古华复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人口众多。刘总公司所在地，西川偏隅之地，重峦叠嶂。 曹总公司员工，有官方职称，固定工资，分配住房。刘总公司员工，工资看绩效，前期报销房租。
是你，选哪个去应聘呢?不要以为是搞笑，事实上比喻的准确度十分制过了7分。你以为是在扬曹贬刘无厘头，那说明你受小说《三国演义》的带偏太深了。演义只是文学作品，而且是主观性强的文学作品。但是你通过此书，增强了心向仁善忠义，讨嫌邪恶奸佞的价值观，也是挑指赞你。 客观的讲，《三国演义》带有很强的倾向性，开场立旨:刘备及刘备集团就是第一男主，忠正善良，志向高远。
那么为了突出这一形象这一集团，与他对立的势力就得压低、反衬。有了这一思想开始入笔，那么笔墨该浓在哪儿淡在哪儿，就已带好了框架。尽管此书一直沿着历史走向的大脉络没有出现偏差。 古代文化普及率低，百姓活着，最理想的意愿通常是期望，在上有明君，遇事有清官。判断事情的是与非，也通常是简单的善恶观，也就是好人、坏人之分。
群雄争霸，本是利益之争，各为其心。用简单的好与坏来区分是过于含混、笼统的。文人著书的笔稍一歪斜，就能整出水花来。换位思考，假如文人小说家用曹操作主角写演义，志于一统，剿灭群乱可行吗。绝对也可行，这样写出来，肯定会突出魏方集团，张辽、徐晃的篇幅自会再加大，典韦许褚的勇猛可能上升到无敌。可是这种角度写出来，不会传世。
为什么呢?它侵害了封建社会君王制的家天下理念。宣传架空皇权的曹操为雄才、正义，在世民中流传讴歌，让当朝执政者情何以堪。往后是个有能力的大臣一闹腾，民意先有曹车之辙可参了。所以，以曹为正角，不适合当时皇权社会的要求。皇权统治者希望是忠君、节烈的典范多多出现。 以歌颂、标榜刘备复汉，传于民间，也是有原因的。
历史上东晋南迁，五代十国乱世及南宋在杭州，皇权偏安，上层都有复土还国的政治意愿，刘备、诸葛亮伐魏，自然被拿出来做了慰藉、励志的样板。上意宣于下，民间相关评话演义围绕三国正非，就多了起来。明初罗贯中写此书时，各种素材已具备了很大的雏型。但罗高明在于，他象一个超级厨师，把各种原料做成了一道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大餐。
而那时民间文化现象不高，时人多是通过茶社听书、田头秀才讲古而了解，再散播。菜太美味，食者莫不以为精奇，思维认知扩散有限，莫不以为真史。到了今朝，文化蓬勃、视界开阔，人们有了超越好与坏定义，指向书背后，指向人性、逻辑的扩散思维，有了个性化的辩别、欣赏能力，《三国演义》的文学艺术小说性越来越突出，世人曾经多以为它就是正史的印象，逐步得到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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