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认知其实是带有很强烈的主观性,在我们无法知道真实的过去时,我提倡这种历史学习的方法。以史为鉴应该归于个人,同样一个历史记载,虽然文字一样,但理解却可以百花齐放。在这个层面上,我极其认同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习方法。通过记载的历史去做出独立的分析是个人认知层面上的升华,但这种升华是需要达到一定境界的,从最初学习历史开始,我们需要被老师告知,需要当时社会道德层面的认同,因为谁也不能在无教育的情况下自动的获得分析的基础性知识。

正如科学的发展历程一样,后代的科学创新都是建立在之前科学基础之上的。创新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打破前任的认知而建立新的分析方法。当然如果是为了学习成绩或者利益追求,那么就得选择第二种方式,因为这是获得统治集团的要求和承认所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是为了满足通过学习历史来提升自我意识,完善个人品质,那就不能人云亦云。

无论对历史事件下结论或者定基调的是教授、专家还是领导,你需要有自己的判断,如果你的判读跟他们相符或者不同,那都不能代表谁对谁错,关键的是你自己是否对现有既定的历史观念有过怀疑后再去做出的独立的判定。最后,对提问者所表示的疑惑,做一个简单总结: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历史,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只是代表统治集团的社会评价道德所要求我们去用符合他们的判断标准去学习历史。

孔子对古代文化是什么态度?对教师治学有何意义?

《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这样一段话,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孔子说:“夏朝的政教文化、典章制度,我能叙述它,但夏朝的后裔杞国保留的文献不足以证明我的话;商朝的政教文化、典章制度,我能叙述它,但商朝的后裔宋国保留的文献不足以证明我的话。

这都是由于文化历史资料的继承保存与精通文化历史的学者不足的缘故。如果足够,我的话就可以得到证明了。”孔子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为了研究我国的传统文化,他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约在公元前532年——前 522年之间,孔子为了研究历史上夏朝与商朝的文化礼仪和典章制度,他的足迹遍及鲁、卫、杞、宋等诸候国,他到了今河南杞县的杞国,经过考察,发现当时杞国现存的所有文化礼乐典藉已经不能保持夏朝的原始风貌了;他到了河南商丘的宋国,发现宋国的文化典藏,也无法证明他们是商朝的后裔了,孔子对此深表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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