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当人们从自我封闭中走出，反叛传统，纷纷探首国外，特别是从西方世界取现代化之经时，却意外地发现了不少西方学人中正在兴起的东方文化热。这就促使他们回过头来，对民族文化给以尊崇与反思。而在我国，“五四”以来坚决彻底的反传统，特别是十年的文化动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又使年代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两代人，都深切地感受到了民族文化层断裂的切肤之痛。
于是，追求民族文化之根，以便续民族文化、反思民族文化，就成了寻根作家们所能做出的最佳选择。因为，不仅人类的历史是持续的、绵延的，人类的精神状态也是继承的、积淀的。所以，寻根作品表面上，跳开了与眼前政治经济变革的胶着状态，实际上却是从更深层干预着现实。李杭育比如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虽然着力塑造的是一系列“最后一个（时代的落伍者）”的形象，可由于作者始终怀着一个当代目的，即试图在过往的旧人旧事与今天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读者视线得以延伸，这就使作品在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上都有了拓展。
其次，从文学背景上说，“乡土”与“寻根”小说既是各自文坛上有背于现实主义的某些文学发展趋向的反动，也是现实主义内在发展需要引发的一种必然的文学现象，这就使它们自然而然地要在现实主义的主航道上乘风破浪。以“乡土文学”论，它之前以文学研究会（1924年1月4日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文学团体）为代表的“为人生派”的创作，虽然揭起了现实主义旗帜，但不少作品却存在着主观性与理论性过强的弱点，往往热衷于从某一观念出发，去寻找可以体现其既定观念的生活材料。
纵使大获成功，也常常不是靠对现实生活的精细把握与如实描绘，而是由于敏锐地提出了为全社会成员深切关注的社会问题。而且一旦主题先行，每篇小说都在提出热点问题，就使概念化的毛病也随之突现。“寻根”小说崛起之前的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同样也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与冷落。有人甚至完全照搬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一味排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鄙薄文学的社会功利性。
他们主张面向自我，背对现实，强调时代精神的淡化，致使玄妙的“空灵感”被当作文学的最高艺术境界，对现实的“超脱把握”被视为作家“精神自由”的最高体现。就连过去一直遭人垢病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也被一些理论家加以肯定。但是，“乡土”和“寻根”小说却以自己的独特努力，直接推进了各自文坛上的现实主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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