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于国内“愤青”抨击朝政）金兵三路大军南下，宋军节节抵抗嘉定八年（1215年）金国就派王世安潜入淮南进行颠覆活动，意图谋取楚州。为了解决金朝国内的危机，也为了惩罚南宋拒交岁币的行为，于1217年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这场战争一打就是七年。金国不仅未能达到“取偿于宋”的目的，反而损失惨重：四川方向，在对蒙作战中有着出色战绩的名将完颜阿邻战死蜀口；京湖方向，猛将黄掴阿鲁答被俘；而在两淮战区，时全更是“一军全没”。
正如《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近丧”，“枢府武骑尽于南”。虽然宋廷此时还保持着清醒，并没有对金国落井下石，但宋金联合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金人脑残，想想人家契丹人是怎么做的？金人四处树敌，自取灭亡）蒙古高大威猛骑兵另外，此前蒙古进攻西夏时，西夏也曾向金国求救，但金国却趁火打劫，以致后来入侵南宋时，西夏坚定地站在了南宋一边。
可以说， 金国君臣亲手葬送了抗蒙的大好形势。⑶蒙古崛起，大宋对此认识清醒著名文学家洪皓便是第一个注意到蒙古的南宋官员。他曾经在建炎三年（1129年）出使金国时被扣留，在被羁押期间，他了解到很多关于金国的情况，并设法托人将他的书信送到宋廷。其中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洪皓就在书信中提到了金国“彼方困于蒙兀（蒙古）”，但此时宋廷已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无意于北伐收复故土的大业，此事便被搁置下来。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海陵王完颜亮撕毁“绍兴和议”发动“正隆南伐”的时候，为了减轻自己的军事压力，刘锜、吴璘便传檄蒙古、契丹诸部共同攻金。但此时蒙古诸部尚未统一，不足以成为一支可以凭借的力量，再加上金国、西夏的阻隔，南宋方面也一直未能与蒙古取得直接联系。蒙古的强大，同时代未有敌手到了12世纪末，蒙古诸部开始逐步统一，对金的威胁日益严重。
但此时部分南宋官员却开始有些担忧。早在庆元二年（1196年），时任左相的余端礼就向宋宁宗指出：“万一鞑靼得志，直犯中原，或虏酋逃遁，逼近边界；或恐中原有豪杰。”宋宁宗也对此观点表示认可，并命余端礼私书密谕沿边诸军加强戒备。而在次年，卫泾出使金国归来后，向宋宁宗表达了进一步的担忧：“一弱虏灭，一强敌生，犹未足以为喜也。
”可见，此时南宋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蒙古可能才是未来的劲敌，不得不谨慎应对。⑷大宋对蒙古灭金的争议①扶持金人对抗蒙古南宋大臣乔行简认为,“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认为在蒙古人势力兴起的形势下，金已经由过去的仇敌转而为今天的缓冲国，只要金能抵御蒙古人的进攻，南宋继续向金输纳岁币也是未尝不可的。
蒙古势力很强，已经具备了灭亡金朝的能力，等到蒙古灭亡金朝之后，与宋为邻，对宋朝并不是一件好事。若不与金朝绝交，继续输纳岁币，则有利于金人抗蒙，这样，南宋也有机会舒缓时间，组织力量，对抗蒙古人的南下。蒙古强大的骑兵1121年出使金国回国之后，余嵘向宋宁宗上奏：“今鞑靼坚锐，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丧销耍，有旧辽灭亡之势”，并建议乘此时“深诏大臣，讲求所以备边自治者”以应对时局变化。
嘉定七年（1214年）真德秀出使金国后指出金国的灭亡之兆“大抵可见”，然而“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蒙古才是未来的心头大患，因此当务之急仍是“内固边防，外精间谍”，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 就在同一年，金国南迁后，权工部侍郎徐应龙也不无担忧地说：“金人穷而南奔，将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敌，尤为可虑。
”②联蒙灭金再缓缓图之南宋名臣真德秀等人主张"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应该乘金朝遭遇蒙古进攻之机，停止向金人输纳岁币，并出兵北上收复失地，以报君父之仇。" 认为想以金人为屏蔽是靠不住的，应该乘“虏之将亡而亟图自立之策，用忠贤，修政事，屈群策，收众心”。宋朝应该尽快使自己强大起来，既可以改变自己原来在金朝面前的卑弱地位，又可以应付蒙古的进攻。
蒙古战士和海东青“今之女真，即昔之亡辽，而今之鞑靼，即向之女真”。认为联蒙灭金可能重蹈当年联金灭辽的覆辙。要谨慎应对蒙古。⑸宋蒙若即若离的接触在金国发动对宋战争之后，宋廷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再次与蒙古展开交往，以期减少自己承受的军事压力。嘉定十一年（1218年），蒙古再次遣使与南宋接触，宋宁宗亦表达了与蒙古进一步接触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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