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安太后死后，更是她一人说了算，与恭亲王又发生权力冲突。同治四年，慈禧太后小试锋芒，褫夺了奕訢“议政王”的封号，使之权力顿减，地位下降。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统治阶级中出现了顽固派和清流派。慈禧的政治手腕极为高明，在支持洋务派的同时，利用这三派的矛盾互相牵制。光绪帝继位后，慈禧的机会又来了，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地位自然而然提升，醇亲王是慈禧的妹夫，也是慈禧心腹，借助醇亲王的势力，慈禧在与奕訢的权力相争中逐渐占了上风。
光绪十年，慈禧借中法战争战局不利之机，将以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全班成员统予罢斥，逐出权力中枢，代之以已成为驯服工具的醇党集团，并瓦解了早已为其所不满的清流派。这是她的第二次政变：“甲申易枢”。光绪七年亲政的时候，慈禧从二十六岁听政，已经苦心经营了二十几多年，权力已经扩张到了极限，不听话的早就被他打趴下了，哪怕天平天国运动把大清打得只剩下半口气了，慈禧在汉人势力崛起时，用四大奇案作为切入点打压强势的湘军势力。
满蒙贵族、封疆大吏、汉族地主都紧密团结在慈禧周围，占据了重要官职，有着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后党，也就是说慈禧代表了他们的利益，维护慈禧就是维护他们自己。而光绪手上一没兵，二没权，三没钱，四没威望，他身边的所谓帝党，都是些没有话语权的在野党，唯一一个有点实力的帝师翁同稣还被他炒了鱿鱼。洋务派对维新的认同度应该比较高，可是光绪没有拉拢洋务派的汉族大佬，反而重用一些家境优渥没吃过苦的年轻书生，湘军集团，淮军各部，没有一个被光绪拉拢。
手里没有兵机，没有实权人物支持，这是光绪最严重的失误。光绪帝的帝党本来就是空架子，搞维新的又都是康有为这类半吊子。事到临头，才去找袁世凯，这种掉脑袋的事情，竟然认为只要以忠臣大义相激，袁世凯就会答应。临时起意，根本没有详细计划和准备工作，哪里有什么胜算，袁世凯这种狐狸精怎么可能答应。所以慈禧轻松进行了第三次政变，光绪被软禁在瀛台。
光绪政治上幼稚，不懂帝王术，弄错了方向，慈禧可以不是他的政敌，而是他的政治合作者和后台。战略都错了，战术上越努力，失败得就越惨。慈禧归政的时候，确实打算放手让光绪试试看，光绪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甲午海战，光绪亲自指挥打的，当时朝堂上很多人是反对打这场战争的，结果仗打输了，光绪一个交代也没有。慈禧并不反对变法，她认为变法是权力的工具，如果变法能消除统治的危机，权力的危机，她不会反对，洋务运动也是她支持才搞得起来。
只要她的统治不动摇，社会稳定，光绪还早请示晚汇报，爱怎么改就怎么改，那些大臣们天天来他这里告状，老婆们甚至哭诉，慈禧根本不为所动。光绪跟慈禧，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太后。政治角色上，是盟友。家庭宗族关系上，是母子（虽不是亲生的，但有养育之恩的事实）利益共同体。感情基础上，原本没有深仇大恨，甚至还有共同生活，悉心照料的情义。
真要想变法成功，就不要跟慈禧和满朝勋贵过不去，而是应当反过来光绪不懂真正的权力是下面人的服从，想要变法，且是由上向下进行变法。首先必须保证中央形成统一的政治共识，必须有强力的直属力量来保障推动。雍正那么厉害，弄个摊丁入亩都非常困难。改革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的过程，没有几十年压根干不成。因为推行过程中会遇到阻碍，经常会反复拉锯。
晚清朝廷和地方督抚之间已经是相互制约的情况下，维新变法没有地方督抚的支持是没法进行的。光绪皇帝在历史上的形象是一个软弱、文静、备受压抑的不幸者。事实上，这只是光绪性格中的一面。他性格中还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那就是暴躁、偏执、骄纵。这一般人很少了解。1904年，光绪要太监给自己的卧室安电话。太监说这种新鲜事物刚刚传到中国，北京城内尚没有货物供应，得联系进口才行。
皇帝顿时大怒，限太监一日内找到，否则掌嘴。后来因为怕太后知道，才作罢。在戊戌变法中，急躁偏执的光绪一百零三天内，下达了二三百条上谕，其中九月份的十七天内，居然下达了132件谕旨。真如倾盆大雨，轰轰烈烈，滚滚而下。这些变法，没有一条不属于改朝换代的巨变，没有计划，没有进程表，遇到阻挠时的方案，全是由着自己性子来，为了避免大臣们反对，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直接下达执行，而没有一个讨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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