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自己所在的这个办公室放大，有多大就放多大，道理都是一样。甚至，一个时代的风气转变，都可以从放不放火和放多大火中，嗅出味道。既然是写历史，那就从历史上找类比。明朝有“空印案”，那清朝呢？清朝有“奏销案”，玩得比朱元璋还邪乎。被黜降的官员，被革掉功名的是秀才、举人和进士，多达一万三千余人。甚至，民间还出现了“探花不值一文钱”的俚语。
不就是催缴税款吗？有必要搞这么大动静吗？催缴税款，算得是经济账。但人家顺治皇帝、人家满清八旗，怎么可能只算经济账，而一定要算政治账。简单说就是：通过算经济账，跟江南缙绅算政治账，咱们一笔一笔地算，必须把你们这些人算得永世不能翻身。不多说了，继续说空印案，以及朱元璋要拿“空印案”说什么事。“空印案”的大概案情，非常简单，但需要详细交代一下。
否则，理解不了大明官员到底有多冤。按照明朝的行政流程，每年年底，大明的地方政府都要派人向户部递报钱粮收支的税款账目。在明朝，这叫“考校钱粮”。地方政府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以及结余多少钱，皇帝和朝廷必须要知道。在秦汉，这叫上计。地方官要将境内的户口、赋税、盗贼、狱讼等项编造计簿，派人呈报给皇帝和丞相。
这种数目字管理，表面看是一种行政管理，而实质看则是一种统治。你只有盯着地方怎么算账，才能说你能统治了地方。记住这个定性，因为朱元璋的出发点就是统治的定性，而不是流程的变通。大体的运作流程，看着简单，但执行起来非常困难。这种困难，不仅在古代无解，甚至现代也可能无解。秦汉时，是皇帝和丞相亲自主持考核。明朝有了专业化的衙门，即户部主持考核。
“考校钱粮”的要求是：户部的数据，省布政司的数据、府的数据和县的数据必须严丝合缝、分毫不差。即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哪一级、哪一项都不能差。如果差了怎么办？官僚制低头走流程。流程走不通，那就重新走。于是，地方造册，也就是地方政府算的账，会被驳回，然后重新算账、重新造册，再重新跑到户部报批。但问题是：这些重新造的册是要盖印的。
到这个时候，就不是统治的问题了，而是技术的问题。这个技术问题在当时纯属无解。因为没有电报、没有传真、没有电话，还没有高铁。“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但凡折腾一次，今年数据还没报完，明年数据又要开始报。你就是弄死地方官，他们也无法完成。但是，活人不会被尿憋死。
上计这种事，从战国时代就开始搞；到宋朝，已经登峰造极，堪比现代财务制度。所以，明朝官员积累了足够丰富的变通经验。地方政府的报账人员，会带来若干盖有印章的空表格，现场出错、现场就改、改完再填、填完再报。考校钱粮的时候，朝廷的户部算多少、地方政府就填多少。这就相当于先打靶，打完再贴靶纸，自然分毫不差、枪枪十环。
这种灵活变通的手段，由来已久。但是，这个行政“潜规则”被朱元璋发现了。而且，老朱不认历史的账、更不认流程的账，非要说大明官员集体舞弊。“考校钱粮”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地方政府。简单说，表面上是为了收钱，而实质上是为了统治。结果你们枪枪十环地不让监督，那监督还有什么意义？中央监督不了地方、皇帝监督不了官员，那还叫什么统治？于是，大明首席检察官朱元璋，提起公诉：大明官员集体舞弊；然后，大明首席大法官朱元璋，做出判决：大明官员集体入狱。
所以，这场官司，大明官员死活也打不赢。以上就是“空印案”的大体过程。尽管首席检察官是朱元璋、首席大法官还是朱元璋，但大明官员就不辩解吗？可以不请律师，但被告总要说话、锦衣卫也要问话。即便被告不说、锦衣卫不问，关进监狱就是打，但大明的丞相、御史呢？这些人总不能看着同僚活活冤死吧？史载：时帝方盛怒，以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谏。
看来，丞相和御史真得统统闭嘴了，惹不起朱元璋这个活阎王。但总有人要说话的，因为动静太大。皇帝肯定是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凡皇帝了解情况，那就不会发动“空印案”。这不是我们现在的臆测，而就是当时官员的想法。“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于是，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上书朱元璋，把“空印案”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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