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南营内逃去都司张斗南。献贼大怒。除将军都督外，凡南路全营大小官悉诛之。肴死者二人。责抚南百棍，都督各百五十棍，四路追拿，遇兵民即杀。”“献忠调远近乡绅赴成都，尽杀之。调各学生员听考，到即禁之大慈寺，齐集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至南城。献忠坐街头验发，如发某一庠过前，一人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州县生员。
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献贼移师出城，驻营于郊。令各营纵火烧毁房屋。一时各郡县城野庐舍俱烬，未尽残木必攒焚成灰而后止。平成都城，推堕其墙垛。”“秋八月，献贼弃成都北去，行次顺庆界。
大阅，尽杀川兵，不留一卒。川兵尽。”而这之后的记载由于欧阳直趁刘进忠叛乱之机逃亡川南，因此后续的记载则不大可信。 当时的外国传教士所写的《圣教入川记》也对这次屠杀多有记录。张献忠的部下孙可望后来在张献忠死后改正了滥杀无辜的政策：“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张献忠部将艾能奇向大西国宰相汪兆龄说：“昔老万岁在成都，汝为宰相，不能辅之治国，惟劝之杀人，以至人心危惧，不肯归从，天下俱名我辈为贼。
今日皇皇无之，汝尚欲我辈复作贼耶”明人俞忠良《流贼张献忠祸蜀记》记载了百姓曾经反抗：“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群起而杀贼所置郡县官吏。”近年来考古所发现的“张献忠沉银”，除了金银外，还有大量的不同类型的首饰，这些首饰的来源谁都能判断出是怎么一回事。据《蜀龟鉴》记载，凡有军营衙门处，手掌堆积如山。
有一名战士，一天之内杀了几百人，晋升为都督。《蜀警录》的作者欧阳直曾见过一道手谕，张献忠提拔一名军官为总兵，手谕空白处用红笔小字备注：手掌一千七百有零。 有些人认为《明史》记载“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数字荒唐，以此认真，张献忠屠川是被清朝抹黑。这个数字确实很荒唐，黑暗而腐败的明朝，对老百姓残酷剥削和压榨，哪来的六亿人口？清朝给明朝脸上贴金也不是这么个贴法。
偏偏，好几部书都是这么记载的。《后鉴录》还列举了四路屠杀的数量，合计是六万万多，《续编绥寇纪略 》、《小腆纪年》、《蜀记》、《寄园寄所寄》、《锦里新编》等书，也记载“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当然，这个数字肯定是荒谬的。但是，正史记载的是事件，野史记载的是民心。正是通过这样的描绘，我们知道当时川蜀人民对这种屠杀的愤恨和恐惧！二、摇黄土匪残杀川蜀人民所谓“摇黄”就是“摇黄十三家”，由农民起义军中的摇天动和黄龙组织成的匪军，这支队伍中有农民、地主家奴、流氓、土豪、地主等，成分复杂，组合松散，打着摇黄的旗号，没有任何政治主张，对川蜀人民杀戮特别凶残，被称为“土暴子”。
“崇祯中，川贼有姚天动、黄龙，聚众劫掠。……而沔阳人袁韬，因奸婶事发，逃投响马贼马潮，胡九思等，继踵姚黄，日事掠杀。及献入，遂乘势据蓬州、仪陇、南部各地方。杀老幼，掳精壮，掘墓开坟，生死无得免者。……顺治二年，我巡抚李国英大破诸贼于遂宁之旷虚坝，九思、潮等走死，韬以残卒数百奔川东，归樊一衡(明宜宾总督)。
” “各州县乱民，号‘土暴子’，以打衙蠹为名，凡胥吏之有声者，纠众擒之。或投之水，或畀诸火，甚则脔食其肉。官司束手，无可如何。而一时绅士家豪奴悍仆，戕灭其主，起而相应。深山大谷中，竖寨栅，标旗帜，攻劫乡里，以人为粮。……其时川南、川北，畏‘土暴子’甚于流贼也。” 在张献忠入蜀以后，川北的“摇黄”残部，自加入了袁韬、武大定等地主流氓分子，已变成了“土暴子”，他们没有斗争目标，专以残害人民为事。
三、南明与摇黄匪同流合污，残杀百姓：虽然在崇祯十七年八月，曾以“猺贼五万降于张献忠”之事(《国榷》卷一百二)，但他们仍然盘居于川北原地，张献忠不能过问。“摇黄”很容易为明朝反动政权所利用；而不久，“摇黄”便在袁韬、武大定、胡九思等分别率领下，和明官军合流了。 “摇黄”亦称“摇黄十三家”。梁山冯之所写《冯氏历乱记》记载：“忠州总兵胡云凤，与三谭构隙，私通摇黄十三家”《明季南略》记载：“是时‘摇黄’贼自汉中流入川北，川中乱民，恐为献忠所屠，悉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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