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变法得以推行，完全是他赢得了秦孝公的支持的结果。如果失去了这个支持点，商鞅就如同无水之鱼，无根之木，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他就会被吹倒在地。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圣主”身上，是商鞅的无奈，也是历史上无数改革者的无奈。（看看吴起帮楚国变法的悲哀） (变法后的秦军）就变法本身来说，并没有错，可是法律太过严苛，也给秦人，特别是旧贵族们带来了极大的不满。
为了对抗这些不满的旧贵族，商鞅提拔了不少低层官吏和军队基层军官，将他们补充到官僚队伍中来，形成了新兴的贵族。可是这些新兴的贵族并没有真正掌握权力，反而让秦惠文王感觉到了不安和威胁。商鞅的才能出众，在新兴贵族中威望过高，又得到新兴势力的支持，必然对秦王的统治产生威胁。功高震主了。所以在秦惠文王眼里，商鞅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也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这种对手不除掉，秦王根本睡不着觉。所以商鞅必须死。秦惠文王即位后，需要的是自己的一套班子，需要自己的支持者，而那些根深蒂固的旧贵族除了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于秦国并无好处，所以这些人也是秦王必须清洗的。秦王需要培养忠于自己的新兴势力，这些势力来自新兴的贵族，是变法的既得利益者，是会支持新君的一股强大力量。
只是在他刚上位之时，这股力量还不够强大，所以他必须在新势力和旧势力之间取得平衡，赢得时间。杀商鞅，也是为了赢取时间巩固王权的一种妥协。（商鞅的结局）我们站在秦惠文王的角度去思考，就会感觉杀掉商鞅对他有百利而无一害。商鞅死了，会让旧贵族们出了一口气，从而放松警惕，不至于内乱秦国。也为将来自己清洗旧势力打好伏笔；商鞅死了，会让新势力憎恨旧势力，坚定的站在自己一边，成为自己亲手培植的、为自己服务的势力。
更何况后期的商鞅，也有点手握大权，居功自傲，并不容易指挥。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必须铲除的，否则自己的王权会有被架空的危险。中国自古改革者的下场普遍不太好。从商鞅、吴起到后代的王安石，甚至张居正，死后都被清算。因为变法必须以法治国，必然要得罪不少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变法失败或者失去了靠山，往往会被推出来当作牺牲品。
商鞅变法真正恐怖的是什么？
连坐之法！一人犯罪全家遭殃。他这个“连坐制”：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百姓家中有两个以上男劳力的都必须分居独立编户。同时按军队一样把国民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准擅自迁居。相互监视，相互检举。若一家有人犯了罪其他人不赶紧揭发，那十家人都受株连……还有军队，士兵在战场上杀敌一人而升官一级。初时效果不错。
商鞅，李斯，赵高三人的下场给了后人什么启示？
商鞅、李斯和赵高这三位秦国曾经的风云人物，最后都没有能善终，确实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商鞅在秦孝公时代推行变法，为秦国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秦国的大功臣，是奠定秦国统一六国最初坚实根基的杰出政治家。商鞅的死虽然与他推行变法过激政策有关，但他的死仍是比较冤的，他不该有那样悲惨的下场；李斯为秦嬴政灭六国作出了重用贡献，并在秦统一六国之后，主持制订了一系列统一政策，他对统一王朝的制度设计和文化融合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他过分迷恋权力，他的帝王权术观念太强，而且为人比较自私，所以，他的死与他自己的狭隘权利观念是有关系的，有一些死因是他自己造成的，不值得可怜；赵高虽被传为是为了为赵国复仇才在秦朝搞出一系列乱政行为，但这种说法受到了质疑，他屡进谗言、滥杀无辜、乱政败秦，多次搞宫廷政变，他害死李斯，逼死胡亥，加重了秦朝的暴政，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
赵高的死是罪有应得。商鞅、李斯和赵高的下场都是很惨的，但导致其死的原因却各不相同，其功过也大不一样，值得深思，仔细了解他们各自的死因，能给后人以不同的启示。第一，商鞅的法家思想适合于当时秦国的政治军事需要，他在秦国推行变法，促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商鞅死后，他的变法主张并没有被废除，仍是秦国政治、军事建设的指导思想。
商鞅在秦国关于变法之争时提出了“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政策主张，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商鞅的政策主张成为了秦国治国的指导原则，这使秦国的变法领先于山东六国，为秦国富国强兵创造了政策优势。此外，商鞅还执着地坚持法家的“明法”态度，排除万难，坚持改革，着力于让秦人了解和接受法家思想，这在当时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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