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关于现当代文学的论文，哪些题材适合？
【教育考试类话题】谢邀。我习惯以自己父亲李又然发表著译报刊书的真版原件、并以他人在当时当地写他的日记信札，采用这样的方法来破解一些难题一一中法关系史和延安文艺史的课题。对待远东反战会议的研究也是如此。我父亲晚年写过四篇回忆录，影响很大，转载颇多，发表题目为：《毛主席》《丁玲》《艾青》《古久里》。我以解密档案和已经出版的相关日记信札印证这些回忆录，支持回忆录应该有真版原件和日记信札。
我父亲李又然当年是世界反战大同盟来华代表团古久里的翻译。古久里是法共中央六个领导人之一，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主编，作家；反战会议前后，宋庆龄、鲁迅都见了他。他在西班牙战争中空难而死。远东反战会议的由来是：沈阳“九一八”、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请求：“为中国失业者募捐建立食堂”；1932年4月15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决定向各党发出指示：“把募捐运动和反战运动结合起来”。
11月10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听取“向满洲派特别委员会和在上海召开反帝大会的信”。时间到了1933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筹备世界反帝非战大会再次紧急通知：“各地必须抓住目前西欧代表业已到沪与大会即将开幕的时机，广泛地开展宣传和拥护大会的运动”，“各代表之来沪与活动，完全采取群众路线，绝不能由党招待和派送，为领导上的联络，仅由党团一人与上海组织发生关系”。
于是看到：1933年8月13日，宋庆龄作为反战大会临时筹备委员会主席致函蔡元培等：“本会定于9月初旬开会讨论反帝非战问题，各国著作家、新闻记者多来出席”“夙念先生对于反帝非战素具同情，谨请于本会开会时出席指导一切”。并签发上海各团体委任书：“鉴于世界反战大会代表现已陆续来沪，我们应该一致努力筹备欢迎”。
1933年5月至8月，李又然发表于《涛声》周刊5月6日《一通罗曼·罗兰的信》译文并后记，7月15日《雪底下的火山——迎接罗曼·罗兰》；《出版消息》半月刊6月16日《“打倒巴比塞”》，7月1日《PROLOGVE》（系拟编文艺半月刊《雪底下的火山》的《发刊词》），8月1日《〈雪底下的火山〉的回音》。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委托，作为执行主席主持召开远东反战会议并作《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报告。
在国外，法国有罗曼·罗兰、亨利·巴比塞，苏联有马克西姆·高尔基，美国有西奥多·德莱塞；在国内，江西有毛泽东、朱德，上海有蔡元培、鲁迅等，被选为会议名誉主席团成员。亨利·巴比塞曾经拟来华几年后，李又然在延安多次单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长时间谈过话，并有书信往来。毛主席对他说：“你在上海，我知道。你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
”“你入党，随他们不通过，由中央来解决。”毛主席介绍他去见陈云，不久接到通知，无候补期重新入党。毛泽东的态度，对远东反战会议应该是肯定的佐证。遗憾的是，李又然在法国里昂和巴黎与在瑞士的罗曼·罗兰建立通信关系、在巴黎与亨利·巴比塞一起参加工人集会高唱过《国际歌》，因为二位先生身体有恙未能来华而没当成他们的翻译。
代替二位先生的是马莱和古久里，李又然就给后者当法语翻译，也就等于当了宋庆龄的法文翻译，却被老家政协由此说成秘书。新近还有台湾人士在上海说，西安事变时宋美龄调停结束的十年内战。也有大嘴写书《中国天机》说，中共从不待见罗曼·罗兰，只认赵树理就够了。这是实在不知道86年前的远东反战会议，因何而在上海召开，为什么是中共中央委托宋庆龄出面邀请参会人员，并作为执行主席亲临现场主持会议，作重要讲话。
正因为如此，有关远东反战会议的这一切，反帝非战在宋庆龄身上体现得尤为充分。在中国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期间，她向红区并根据地介绍的记者和医生就有斯诺、马海德、白求恩和柯棣华，并经党的组织联络，以医疗物资的形式，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救援，直到二次大战的胜利。这说明文学没有真空地带。据有关资料记载，从二大到八大，被中共中央直接接收为党员的有：杨度、叶挺、邹韬奋、续范亭、赵寿山、范铭枢、郭沫若、李又然、赵博生、董振堂、许广平、沈雁冰等。
按照十二大党章规定，中共中央直接批准接收宋庆龄、庄希泉、董其武等为中共正式党员。他们各自传奇的人生从文学作品中亦可看到。这里要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中共中央直接接收的党员，是特殊党员呢，还是合格党员？他们都曾受到过怎样的生死抉择以及严峻考验？以上所述，已经说明。1981年5月15日，宋庆龄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为中共正式党员；她却在29日20时18分逝世，党龄只有短短的十四天。
这就完全值得大书特书。文学论文包容大千世界。七一将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以宋庆龄故居为现场，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科学看待历史、认识现实、面向未来，可以发现的重要一点是：宋庆龄荣誉主席是理想信念与行为准则一生一致的光辉榜样！结合论文去写，资料绝对丰富。
简述一下“文言合一”与“五四”白话文之间的关系？
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型，是历史性的变革，也是政治与时代的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语言工具的更迭。这种历史性的重要变革无疑需要漫长的时间，它并不仅仅是将口语书面化与书面语口语化的转换，更代表着文学的语言形式有着跨越了历史与时间的深刻变革。无疑，"文言合一"是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转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理论，但无可否认的，是"文言合一"本身所存在的不现实性。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是新时代新文学的重要开端，更是对文言文到"文言合一"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的纠正。或许我们又可以说，文言合一是推动文言文到白话文转型的重要理论工具。一、 白话文的步履维艰以文言文为主要形式的书面语同白话文之间的矛盾并非一朝一夕，文言文作为官方的正规性的书面语，成为了部分文人写作创作的主要工具，但却逃不开受众小，难以传达其意的弊端，从而造成阶级间的分化愈演愈烈。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
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在文言文独尊的漫长历史中，白话文的也不断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统治者们为了避免文言文难以跨越阶级的屏障而传达其意的弊端，从而更好地实现对其他阶级的统治，不断地探求种种方式来缓和文言文与口语之间固有的矛盾所带来的阶级之间的隔阂。
这种探索最早可追溯到洪仁玕时期，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后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黄遵宪提出了"我手写我口"，裘廷梁喊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同时，各种文人开始创作通俗易懂的文章，梁启超开创"新文体"，虽还是文言，但就其通俗性而言已经向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
二、"文言合一"的政治谎言提倡"文言合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作为一种目标和口号，事实上并不存在着现实的文学实践的可能性。此外，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对立性并不能为"文言合一"提供任何合理性，相反，"文言合一"作为一种文化争论的工具，以看似合理的外衣包裹着其政治谎言的实质，终究逃不过成为一种工具与手段的命运。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斗士们出于"开启民智"的考虑，完全忽略了文学语言的"文学性"，把文学书写等同于口语表达，并将文学创作与政治演说划等号，进而取消了白话文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文学性"，使得白话运动最终走向失败。文言归类于文学语言，白话文应用于日常语言的运用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破除。此后，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斗士们开始强调文学的启蒙意义，似乎也是晚清时期的旧事重提。
这种绝对的"文言合一"非但没有证实了其自身的合理性，反而真正地成为反对文言而建立白话文学的手段。因此，"文言合一"的观念无论是有意而为之还是无意而为，其难以实现的不合理性都证明了其作为一种政治谎言般的存在，似乎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语言乌托邦。无论是晚清，还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文言合一"都被证明成为一个政治谎言般的存在，它不可或缺，却也不无荒谬。
三、"五四"白话文的实绩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五四运动的理论思潮与文学实践，赋予了白话文之于文学创作的可能。白话文运动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白话文的作品上。白话文能不能代替文言文，要看写作实践。"五四"时期，白话论文在表现新思想、批判旧思想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论文，虽在语言上有不同的风格，但在说理上都有明白、清晰、准确、富有逻辑力量的特点。
这就使得不宜说理的文言文面临着危机。在文学上，散文、小说、诗歌等文体，都开了新生面。小说方面，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的发表，诗歌方面，胡适的新诗实验，刘半农，沈伊默的诗歌创作以及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出版，为白话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四"白话文运动，在文学语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的结束和白话文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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