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鲁迅开启的乡土文学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描写乡村中国的文学被称为“乡土文学”。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叙述对象。著名学者严家炎认为，“乡土文学”通常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一部分小说创作。鲁迅先生在最初定义“乡土文学”时写道：“骞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鲁迅的这一最初定义有三重含义：其一，乡土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还乡，作为想象中国、想象家园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揭露乡村的破败、国民性的劣势，还是回归乡村质朴的清新欢乐，都属于异域想象的范畴。
其二，乡土文学是在时空的阻隔中产生的，乡愁的味道和文化的哀思也就不言而喻，具有流寓色彩。其三，乡土文学具有地方色彩，体现某一地方的民风民俗。鲁迅先生对乡土文学的定义赋予了“乡土文学”最初的风貌及概念本身的包容性。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作家大多是从中国的“问题”入手，展现丰富的时代风貌与地方风情。20世2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流派，即乡土文学派。
这一时期主要的乡土文学作家及代表作品主要有鲁迅的《药》、《祝福》、《社戏》、《阿Q正传》、《风波》、《故乡》等，许杰的《惨雾》、鲁彦的《菊英的出嫁》、许钦文的《鼻涕阿二》等。这些“侨寓”北京的作家，怀着深深的乡情和乡愁，描绘家乡的风土景观、民俗民情、人生命运等，但是在艺术方面除了鲁迅外，并没有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仅是形成一个统一的流派。
鲁迅的作品具有浓郁的风土人情，强烈的时代感，更重要的是，他站在哲学文化意识的高度去鸟瞰中国的芸芸众生，通过冷峻的描写剖开一颗颗麻木愚昧的心灵，聚焦为民族的灵魂，深邃的形而上哲理成为鲁迅小说稳固的支撑点。如《阿Q正传》采用似实而虚的“曲笔”对整个民族乃至人类文化心态的抽象厘定，早已超越其质朴平实的形式外壳。
其他作家虽然对同俗人情的生动描写足以使他们跻身于乡土作家之列，却少有在风俗与时代的交融中升出的哲学意蕴。20世纪30年代是乡土文学的发期展，此时统一的流派解体，各地区出现不同的支流，主要有三支流派。其中一支为牧歌型作家，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有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还有沈从文的《边城》和《长河》。沈从文以开阔的笔触描绘出带浓郁地域色彩的“湘西社会”，对风俗人情的描写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另一支是挽歌型作家，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有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无论写时代风云还是风俗人情均取得较高的成就，其哲学意味也是鲁迅之外的作家少有的。艾芜的《南行记》，沙汀的《丁跛公》等，这些作品注重描写地域风情，更着意于写乡村社会现实的破败和凄凉。还有一支是壮歌型作家，主要是指“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代表人物及作品有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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