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唐朝“上镇”的管理层级,一般来说只有五百人的军队定额,并有镇有将一人,镇副二人,仓曹、兵曹参军事各一人。这点唐军数量,相较于四镇庞大的管理区域,还不如说是警察。能把驻镇管好就不错了,其他区域根本鞭长莫及。安西四镇的职能只能是“镇”、“抚”结合。以“镇”的形式,向周围诸绿洲王国、部族势力宣誓大唐的管理存在,以“抚”的形式联系各周边势力,当有军事行动出现,尚需借助征召当地部落兵将来进行征讨。

可如果当地部落与入侵者结盟,安西四镇马上便将岌岌可危,这就是唐初四镇屡废屡建的根本原因。第三层是安西四镇以外的其他羁縻府州。这些地方连将镇也没有,和唐朝的联系仅限于朝贡、册封关系,算是纯纯粹粹的羁縻州。这些散落于各地的羁縻州府,名称来源于部落名或部落所在地名,生活自行其是,首领子承父业,对唐朝能有多忠诚自然可以想见。

对于这种关系,白寿彝先生一语中的写道:唐朝对他们“虽不能尽保护的责任,但如对唐有所妨害,或‘无藩臣礼’时,安西都护府是会代表唐政府执行讨伐责任的。”如果觉得白先生说的不够直接,其实更直白的说法是,唐朝更在意的是羁縻州所在的势力,不要倒向地方。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唐朝不想管,也管不了。从上述分析可知,安西四镇在唐朝西域管理结构中,明显的承上启下位置。

作为唐朝,在西域辐射区的战略支撑点,四镇由于驻军太少,根本无法胜任大规模的作战,必须依赖后方基地的支援。但就算四镇受到攻击,乃至被对手拔除,也不至伤到唐朝的筋骨,只要安西都护府有能力调兵打击,很快就能复置。因此,初唐时期出现了,四镇在唐、蕃间反复易手的局面。有些人凭此认为,吐蕃军队的战斗力高于唐军,多次摧毁了唐朝在西域的统治。

其实,四镇易手无关唐军战斗力的问题。在吐蕃尚未染指西域前,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十一月,阿史那·贺鲁的部将阿悉结阙俟斤都曼,便不满于阗亲近唐朝,联络疏勒、朱俱波、渴盘陀三国反叛,一举击破了于阗。苏定方带兵奔袭而来,一日夜强行军三百余里,挥师直逼城门,都曼自缚出降,四镇复置。而后,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四镇再罢,至武周长寿元年(692年),二十二年间,六度易手。

直到692年,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在大岭、冷泉重挫吐蕃军,噶尔·赞辗恭顿(汉史称赞刃,禄东赞五子)逃遁,噶尔·达古日耸(汉史称悉多于,禄东赞四子)被俘。王孝杰复置四镇后,驻军两万四千人增强御敌能力。此后,安西都护府再未再迁动,足见四镇有无驻军的差异。综上所述,安西四镇与北疆三州的结构关系,是解读唐朝西域政策的基本点。

班超如何凭以一己之力再通西域?

班超如何凭以一己之力再通西域

我用脑洞历史观在今日头条的专栏《改变人生的三十节情商课》其中的一篇来回答1.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奇思妙想的杰出人物,他们或以自己惊人的毅力,或以巨大的创造力,成就让后人赞叹的伟业。但那些辉煌的功业,往往经历了长时间的准备,在某个不经意的期间,突然焕发出耀眼的光芒,使黑暗的天空亮如白昼。光辉闪耀之后,不可避免要走向沉寂。

只有极少数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人,才能打破这个规律,使这样的光耀时间得以延长。班超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元73年,班超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随汉朝的军队北征,攻打在西域活动频繁,意图东山再起的北匈奴。这一年,班超四十一岁。他在军中的职务不过是区区的代理司马。算得上一位实至名归的老兵。在这个年纪,汉朝的开国将领、军事奇才韩信已经走完了从落泊少年到三军统帅封爵齐王再到被杖杀长乐宫的全过程。

更不用提霍去病在二十二岁那年,就已经大破匈奴,封狼居胥。就是他一直仰慕的张骞在这个年纪也完成了凿空西域的壮举。而我班超,已经是不惑之年,却仅仅是军中的一名老兵。在大军出玉门关,踏上西征的道路上,班超难免不做此想。在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时代,在无数英才如过江之鲫的东汉百年,他已经迟到的太久。之所以后发如此,只因为从军原本不是班超的第一使命。

2.班超出身于一个史学世家。父亲班彪是一位著名史学家,编写过《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其兄班固在此基础上写出继《史记》之后的第一部史学巨著《汉书》。就连他的妹妹班昭也是一位跟蔡文姬齐名的才女。《汉书》最后的《八表》就是由其完成。无论怎么看,班超都应该是一位用笔记录历史而非用剑创造历史的人。事实上,他前半生的人生轨迹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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