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盾问他为什么倒戈，说：“我就是当年桑树下快要饿死的人啊。”赵盾一路跑，快出国境的时候，他的堂兄弟赵穿，也是能领兵打仗的卿，在桃园杀了晋灵公。然后就派人接赵盾回来重新执掌国政，赵家的势力确实很大。赵盾一核计，决定派赵穿到周去迎襄公的弟弟黑臀回来做君，就是晋成公。晋的国人都恨灵公，拥护赵盾。但晋太史董狐出来了，写“赵盾弑其君”。
史官脖子太硬了，敢这么写实权人物，而且与事实不符啊。赵盾也很无辜，报怨了几句。史官说你作为正卿，流亡不出国境，回来又不讨贼（指赵穿），就该这么写，“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引诗感叹道，我怀念故土，没出国境就赶快回来了，反而给自己留下了伤心事，“诗曰‘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赞道，董狐真是古代的良史啊，他不隐瞒赵盾的罪。同时孔子也替赵盾惋惜，说赵盾是“古之良大夫也”，如果他跑的再快点，跑出国境的话，他就可免掉弑君之名了。孔子的议论在今天是完全不着调的，这跟古代的史官制度有关。史官是周天子委派到各诸侯国的，史官书写的那些文字严格说也不是给人看的，是给天看的。史官“拽”是因为他不是诸侯的臣，更不是卿的臣，他是周天子的臣，周天子把这些人派到各诸侯国去，记录各诸侯国的事件，然后还互通有无，互相传抄，这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有关。
中国古代书面文字的产生最早就是干这个的，在龟甲上烙出个纹来，就是老天爷在回答占卜官的问题。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录的也多是“礼乐征伐”方面的事，到春秋时，把字刻在竹片上，其实已经是了不起的大进步了，完全能刻更多字，但史官记的还是很简单，就一句“赵盾弑其君”。这是给老天爷看的，就一句判断性的话，你赵盾是忠良，那你也得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你赵盾是权臣，史官也“不吊你”，史官是代表天道的。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在做，天在看”。不过到孔夫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虽然那时候史官还在，但周天子已经衰弱了，很快就自身难保了。史官们马上就没有天子可以侍奉了，那还记春秋干什么？孔子编定春秋修的是私史，这就不是侍奉周天子了，也不是给老天爷看的，他是准备给人看的，编定的目的就是要适合流传，这是要传之于后人的，就是孟子说的“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
”以今天的眼光看孔子是很有革新精神的，变给天看的书为给人传的书，把作为“天子之事”的“礼乐征伐”私相传授给弟子三千，还有教无类。所以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晋成公刚即位，就把田地和官职授予卿的嫡长子，让他们做公族大夫。本来这个官只有公族才能做，既然现在公族已经没了，就任用卿的嫡长子来担任吧，这是卿族强盛的标志。
赵盾认为自己本是庶出，就把嫡子的位置让给了异母弟赵括，让赵括充当公族大夫。嫡子的兄弟也授予官职，叫做馀子，馀子即公路。现在赵盾既然把嫡子的身份让给了赵括，他就是公路了，所谓“旄车之族”。公路即主君的軞车，軞车即旄车，戎车有旄，就是旄车。说白了公路就是给主君管车的奴仆，现在成了官职。卿的庶子（妾生的儿子）也授予官职，叫做公行，公行就是给主君掌管戎行（军旅之事）的官，说白了就是给主君扛盔甲旗帜的奴仆。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晋国公族衰弱，卿族强盛的历史由来。自晋文公时起，晋长期保持三军的规模，每军有将、佐各一名，总共就是六个领兵打仗的将军，这六人同时还是卿，各有封地，不打仗的时候就治理国政。六卿中以中军主将为首，即正卿。能够有机会当卿的基本上就是世袭的几个大家族，如赵氏、知氏、范氏、郤氏、韩氏、魏氏、中行氏等。
卿族的势力大了，相互之间就有争斗，晋君也想限制势力过大的卿族，但因为公族势力已经没有了，所以只能依靠嬖臣或利用卿之间的矛盾。现在回到《赵氏孤儿》，其实左传里面没有孤儿，甚至也没有屠岸贾、程婴和公孙杵臼这几个人物。左传里写的基本就是个权力斗争的故事，并掺进了宫闱秘事。赵盾死后，其族人由族长赵括统领，但赵盾子赵朔也开始位列卿位，任下军副将（晋成六年，前601）。
到了晋景公三年（前597）的邲之战，赵朔为下军主将，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从职务和能力上看，赵朔是赵家未来重新获得晋国执政的希望，但可惜没过多久他就死了。到晋景公十一年（前589），栾书代赵朔为下军主将，此时赵朔可能已经死了，而韩厥仍为司马。晋景公十三年（前587），左传载“晋赵婴通于赵庄姬”，赵婴就是赵婴齐，而庄姬就是赵朔老婆，成公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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