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两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地理、气候环境的不同，二者的养生观点、目的和各自的体系是不大一样的，其养生理论和方法更有许多不同之处。一 中国古代养生保健偏重于静，古希腊养生法偏重于动 中国古代养生家历来主张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适可而止。《易传》强调：“动而健，刚中而应”（《无妄》）；“刚以动，故壮”（《大壮》）。
《吕氏春秋》认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静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尽数》）。《黄帝内经·素问》提出了：“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六微旨大论》）的观点。汉代名医华佗指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后汉书·华佗传》）意为人体需运动，但不可过量。这些均说明当时养生是注意运动的。
但由于中国古代养生思想深受道家主静思想的影响，因而是偏重于“静”的。中国古人焚香养静场景 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学家都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并明确指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老子从哲学角度论定养生治身的基本原则是“静”。庄子认为唯一正确的养生之道是“从静养神”，提出了著名的“心斋”“坐忘”等静功功法。
西汉的刘安也认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夫精神气志者，静而日充者以壮，躁而日耗者以老”（《淮南子·原训道》）。 可见，中国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养生学家持“主静”观点，是以道家和中医的理论为基础的。发展到后世，道教的“清教”成了中国古代养生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征，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时医学的理论。
而二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养生则偏重于“动”。 古希腊人不甚注意家庭的安适和快乐，他们整日都忙着去治理事务，或讨论政治事件，或互相应酬，或作户外运动。他们非常注重教育，特别注重体育，以此作为造就健全的公民，增强国力，抵御外来侵略的重要手段。人们喜爱竞技运动，全国各处举行各种运动。起源于公元前77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更是运动员进行体能竞技的主要场合之一。
在这样的民族习惯和社会风尚的影响下，古希腊人的养生观必然与体育竞技运动紧密相连，偏重于“动”。 古希腊的养生家和医疗体育家大多出身于“运动员”和“体操家”。如一位名叫依科斯的运动员，曾在古希腊第76和78届奥运会上取得了五项冠军，后来当了教练员，结合教练工作，钻研养生保健，成为一名“体操家”（古希腊把医术和运动结合起来的人称为体操家）。
柏拉图十分推崇他。 希波克拉第总结了这些“体操家”的经验，强调养生以运动为主，认为不仅要采用以饮食为中心的消极保健法，而且也要积极采取身体运动。他把身体运动分为“顺乎自然的运动”和“强制进行的运动”。前者指人体各部位不靠人为而作的自然运动，如：感觉、呼吸、发声等；后者指人为的运动，如跑步、散步、摔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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